邹云翔
“文化部正准备建立一个网络监控平台，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认可，数千万的专项拨款今年年底前可以到位。”日前，文化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此项目的前期方案和论证都已经结束，预计明年监控平台可以初步建成。”如果进展顺利，此举应是政府主管部门继网络“防沉迷系统”之后的又一张技术牌。（11月6日《中国经营报》）
网络监控，这个有很多想像空间的词，让我们这些离不开网络的人产生了不少想法。在一个法治社会，法网能够网住互联网，但希望这样的法网是一个良法织成的网。由此，笔者盼望有一个网络基本法，更好地平衡秩序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网络立法，不仅是约束网民行为，同时也是约束政策权力。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样的真理不仅在真实世界里适用，在网络世界里也适用，而防范绝对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律对于权力的限制，以及法律对于人民权利的保护。但是，在互联网上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如黑客非法进入我的电脑为违法，那么政府官员进入我的电脑是否构成非法搜查？再如，现实生活中法律规定了严格地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程序，在网络中相同的精神是否必须遵守？
政府有必要对网络进行管理，但是，权力之手伸到哪里，法律的制约就应该跟到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在法治下的生存，有尊严地生活。而目前的网络法治，却显得滞后：
一是网络管理的主体混乱。网络上的合法与非法，往往是一个较低的执法部门来认定。一些省区市与一些主管部门各行一套，政府的管理创新，有时总让人感觉到有逾权之嫌疑。如网上浏览黄色照片，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就认为违法应受处罚。其实，此时执法者就变成了立法者。
二，网络管理法规的位阶过低。网络与公民的权利紧密相联，但是我们对于网络的管理往往却是位阶很低的规章，甚至是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其中涉及的却是网民的宪法权利。我不认为这些管理不必要，但是我认为用如此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来约束至为神圣的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不慎重的。
三，权利救济不完善。如网络管理措施出台前，是否有必要听证，公民在网络中遭遇政府侵权如何救济，如何体现立法权、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约束等，现在的一些规定给人语焉不详之感。
四，我们缺少一个网络基本法。众多低位阶的管理互联网的规定，就使得我们有必要以一个网络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规范统率，使得宪法对于公民权利与社会秩序的保护精神能够体现其中，没有这样的权利与秩序并重的基本法，和谐与稳定也就是难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