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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印象中，办教育的人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至诚君子———语云“打铁还要自身硬”。从孔夫子到蔡元培，我们的教育家都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典型。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出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就集合了学生，发表讲话：“我此次奉命来长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校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在办校过程中，因为袁世凯政府屡屡拖欠经费，致使学校无法 正常运转。本来这不是他的责任，可在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招集全校师生在尚武学堂训话：“是我对不起你们……事情办不好，应该辞职。你们不要灰心，要鼓起精神来担当中华民国未来的责任!”说到这里，他突然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后因抢救及时，才未罹难。学生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教育长的，一封是告别他母亲的。那时的教育家就是这样：把诚信视为自己的生命！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是无信无义的小人？！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办教育的所谓教育家是些什么人呢？《新快报》11月1日、2日连续两天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叫冼志刚的“教育家”。此公名下的琴星小学，从2004年10月始拖欠北京一家租赁公司租金加利息约270万元。与此同时，记者通过跟踪采访，发现这个“拒不执行还款”的“教育家”上酒店吃龙虾此乐何极！换言之，他不是没有钱还债，而是根本就不想还———所谓“老赖”是也！本来，借债还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对办教育的人来说，这底线应该更高。可是，像冼志刚这样办教育的人，却连做人的底线都保不住。那么，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准入标准上面。现在我们对兴办教育的准入标准一般就局限在他能提供多少场地、多少教学设备、请到怎样的师资，而对办学者本人的资质、文化修养乃至诚信度都置之不理———一句话，有钱或有权就行。也就是在这种标准的大行其道下，才会有冼志刚这样的“老赖”在教育界呼风唤雨。这种“‘老赖’上天，斯文扫地”的情形，实在是教育史上的千古奇观。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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