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集粹：“我无能为力” 濮存昕辞官的启示

　　人民日报社论

　　解放日报：“我无能为力，不必误己误人” 濮存昕辞官的启示

　　在这个问题上，已有过先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作家茅盾曾几次力辞文化部长，要求去专门搞文学创作。剧作家曹禺也多次打报告要辞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之职，以

　　齐鲁晚报:他们"面目可憎"!我们需要"穷人经济学家"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中国的发展，需要“穷人经济学”。相应的，“穷人经济学”当然需要有“穷人经济学家”。但“穷人”显然无力掏钱供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经济学家”的大量产生，除了寄希望于学者的责任心和良心外，更需要政府“买单”。四处风光的“富人代言人”，有企业财团的资金支持，还占据着政府的科研经费，当然很风光了。我们的科研经费，有必要多给那些把更多目光投向平民百姓的经济学家，这有助于培养让老百姓满意的“穷人经济学家”。

　　大众日报:为什么"有些干部再大的'风险'也敢冒"

　　那些“再大的‘风险’也敢冒”的干部之所以敢胆大妄为，与受到的监督少及被发现的几率小有极大关系。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地方，似乎就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的丑闻。问题的差异在于，在一个监督制度、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里，腐败被发现的几率大得多，成本高得多，因此发生的几率也就小得多。而那些监督制度、法律制度相对不完善的国家则恰恰相反。因此，要杜绝“有些干部再大的‘风险’也敢冒”的现象，既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更要加强对敢冒“风险”者的查处，真正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冒险”的成本远大于预期的收益，才能使他们不敢生非分之想，更不敢铤而走险。

　　半岛都市报：还要让这些公司“不要脸”到何时

　　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再加上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对员工的教育管理也就变得为所欲为。但这种频发的企业“不要脸”的情况是不是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那些公司可能没有工会组织，但我们的管理部门对此还应该继续坐视不管吗？

　　大众日报:新广场毁掉重建?昂贵的"政绩"成本

　　可是这样的“政绩”成本太昂贵了，一个广场怎能说拆就拆，这种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该由谁“埋单”？如果说前面的广场存在问题，又是危险工程,这样的广场该拆，并且应对当时的决策者问责，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干净的地方，有没有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则应当向现在的决策者们问责。这一现象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重视从制度建设入手，规范办事程序，强化监督纪律，为失误的决策设置红灯。

　　大河报：歹徒是被“弄走”还是被放走？

　　派出所竟然成了歹徒如履平地、想走就走的地方；行凶歹徒可以被人轻松“劫”走，真真令人可怖，再看看报道中派出所民警如此简单的记录、平静的语调和冷漠的态度，我们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简直让人怀疑这个派出所还是不是为民除害、保护群众的正义和安全的化身！在这个派出所的辖区内，公众安全有保障吗？

　　大河报：谁来评价经济学家？难道是“自我鉴定”

　　李剑阁的理由是:“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作为香港学者，他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这样的判断太欠说服力。按李剑阁的逻辑，所有“局外人”的批评都是不公正的，只有“自我批评”才算公正，即使普通公众对医疗、教育、国企等改革也无权提出批评，因为他们不是改革方案的制订者和实施者。

　　半岛都市报：我们缺乏学习盖茨的文化基础

　　市场为追求利润，让富者越来越富，我们的政府却为追求收入，让穷者越来越穷？以哈耶克制度演进的理论来看，自然人组成政府，在人类最初的年代，应该就是出于互济的功能，也就是说，要管公平问题。在当代，人们更是公认，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消除贫困并提供基本的保障，使人民享有免于匮乏以及被奴役的自由。政府官员的最高尚任务，就是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使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云南烟农们的遭遇表明，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现在已经为利益所左右，完全忘了自己的责任。

　　潇湘晨报：见义勇为的制度不对称

　　这是见义勇为中一个根本的不对称，在道义的名义下，整个社会有可能诱民于罪、诱民于死。见义勇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公民对政府公权力的救济，如果政府公权力不能加强对公民本身权利的保护，不能在事后对见义勇为进行合理的救济，那么见义勇为的正面逻辑还真不如“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逻辑有效。

　　解放日报：看西方教材与传统私塾

　　无论是西方教材，还是传统私塾，反对者的矛头最终都指向了“文化毒害”：西方的未必适合我们的国情，封建的难免走向倒退，这样的教育很可能影响孩子们正常的文化思维，使他们变得“西化”和“古化”。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结果是否真会如此，还是得看之后实践的情况。

　　中青报：宣泄室和卡拉OK为什么在美国不流行

　　应该说，宣泄室和橡胶人在发明国日本得到了真正广泛的应用。这里面有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原因。日本企业等级制度严格，下级对上司毕恭毕敬，有不满的话，基本上都是生闷气，但人是憋不得的，宣泄室和橡胶人正可以满足心理需要。在美国的公司，等级观念比日本同行淡薄多了，有意见的话，可以直接找上司谈心，或者找上司的上司去申诉，不必到宣泄室里找橡胶人“施暴”。此外，一般来讲，日本员工不轻易辞职，而如果美国人不愿“伺候”自己的上司了，便可以立马走人。

　　“性文化节”里到底有多少“文化”？

　　围绕着性衍生的文化变成了少数人独享的权利，而性用品则成为大多数人的堪称惟一的选择，这是否表明我们的性文化节固然在开启民智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却因其在文化意味普及上的小众化与堡垒化而令人深感遗憾呢？毕竟，性文化节不是一次单纯意义上的大众狂欢，还需要更多观念上的启迪与思考。

　　“让干部快乐”的理念何以引起共鸣？

　　这个“让干部快乐”的文件一经下发，立即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许多干部表示，在受尽文山会海之苦后，我们终于见到了温暖的阳光。是的，“让干部快乐”与“让人民富裕”的中央精神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是中央“亲民爱民”在实践中的具体贯彻和深入，是不同层面的“亲民爱民”，我们在高兴之余，也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