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由法国巴黎开始的骚乱仍在扩大，已经波及300多个城镇，甚至可能向邻国蔓延，危及整个欧洲的安全和稳定。这个事件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时有学者分析事件的因缘。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移民就业难等社会问题，但也有学者敏锐地从中发现了深层的文化冲突，并由此看见了整个欧洲在价值理念上的彷徨(见11月8日《南方都市报》A03版邱震
海《骚乱的法国与彷徨的欧洲》)。
在反思法国骚乱事件时，包括邱震海先生在内的评论员都只分析了欧洲主流文化的欠缺，似乎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欧洲传统价值观念与开放性的国际背景的冲突。这种说法忽略了骚乱制造者的责任，并非公正之论。那些在大街上四处纵火、破坏公共设施和私人财产直至将救火者活活打死的人，尽管可能以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但他们的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甚至对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的价值理念构成了挑战。我们在探求法国骚乱的根源时，不能因为同情弱者而放弃对他们的道德拷问，并且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欧洲会出现这些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民众？
制造法国骚乱的民众虽为外来族裔，但他们作为非洲和阿拉伯移民的后代是在法国长大的。按照通常的逻辑，在法国长大的他们应该早就接受了平等、人权、博爱、民主、自由等基本的现代理念。然而，残酷的事实表明，身在法国的他们却没有在心灵上认可欧洲文明，他们的精神并未本地化和现代化。这固然与他们所隶属的传统有关，可他们毕竟在法国长大，生活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中，因此，他们的选择至少说明现代欧洲文明并未生长出足够的矫正和融合的力量。我们不得不反思和追问:是不是当代欧洲文明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不过，这问题不出在现代欧洲文明的总体价值体系(平等、人权、民主、自由、博爱)，而源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日趋极端的形式多元主义。形式多元主义不加区别地将各种文化并列起来，反对对它们进行任何价值评估。于是，宽容蜕变为无原则，不同文明的对话则走向了几乎悬搁任何价值判断的状态。现在，这种潮流日益极端化，以至于使用好/坏、是/非、进步/落后等与价值判断相关的词语成为禁忌。
去过法国的人都会对其多元主义文化印象深刻。街上走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从其装束就可以看出他们信仰的不同。大学多半都有多元信仰中心，信仰巴哈依、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拜火教的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组织活动。这种平等对待各种信仰的宽容精神虽然令人赞叹，但形式多元主义原则却使其缺乏必要的方向。在多元信仰中心发起的辩论会上，有人竟宣称自己信仰魔鬼，人们则一笑置之。几乎无人敢说信仰魔鬼不好，更没有人谈论多神教与一神教在信仰史上的阶段性，否则，就难免要背霸权主义的罪名。不管一种信仰是否甘愿做多元中的一元，也不管它处于信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它们在这里都不会获得必要的批评。与此相应，法国在教育、日常生活、大众文化领域也是形式多元主义大行其道，多元化异化为无原则，以至于许多妨碍他人的行为非但获得不了矫正，反倒受到鼓励。众多参与制造法国骚乱的青年恰好生长于形式多元主义泛滥之时，因此，他们虽然在以民主、自由、平等为主流的文明语境中长大，却未能受到现代价值观的足够引导，没有融合到现代公民社会中。他们具有如此这般的精神状态，并非完全由于就业压力等经济原因，文化层面上的形式多元主义是更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极端形式多元主义语境中，一些威胁多元化本身的力量在无约束状态下茁壮成长。法国骚乱由在欧洲居住多年的移民所发动，不能不说是对形式多元主义的莫大讽刺。许多欧洲人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因为惧怕霸权主义之名而迟迟不敢向形式多元主义挑战。所谓欧洲的彷徨，根源就在于此。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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