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发言摘编

　　毋忘士兵

　　解放军报杜献洲

　　我1980年入伍到新疆，1993年从军区机关调到解放军报驻新疆记者站。

　　当记者的第二年，我来到帕米尔，参加新疆军区红其拉甫边防连一年一次的无人区长途巡逻。在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我随巡逻分队出发了。抬头望去，全是高入云端的雪山。这条巡逻路，夏天洪水多，冬天雪大，只有在洪水消退之后大雪来临之前，才能勉强通行，并且不能骑马，只能骑牦牛。在雪山上巡逻，冻得无处躲无处藏，牦牛背上全是冰碴子。晚上，雪下大了，就用装食品的纸箱子，掏个洞，扣在头上睡觉。冻醒了，就拣点柴火烤火。这次巡逻，我随官兵走了7天7夜。这7天，天天都有险情。回来后，我发表了通讯《走向界碑七昼夜》和一组照片。准确地讲，这篇报道是边防一线官兵用生命铸就的篇章。

　　在采访中，特别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也多次问自己：这样为一篇报道值得吗？是啊，没人邀请你，没人指派你，有的部队担心记者发生不测，整天提心吊胆，也不一定欢迎你。但仔细一想，这样当记者，才有意思；这样的采访，才有激情。

　　当记者10多年来，我随边防官兵巡查过全国边防线上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走西北边防，“三九”天到漠河边防和官兵一起在冰河潜伏；在新疆阿拉山口11级大风中体验执勤；在伽师地震灾区和救灾官兵一同经历6．3级强余震；迎着强台风上南沙、走西沙，在我国最南端的华阳礁哨所，与水兵一同执勤6天6夜。最难忘的是采写系列报道《走向海拔5000米以上的边防哨所》。我从新疆叶城县，连续翻越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连续攀登一个又一个全军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一共走了30多天。最缺氧、最难受的哨所是海拔5243米的天文点边防连。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头痛得只睡了两小时。那天，正碰上官兵换防，很多新战士吐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下车后走都走不动。有的战士一晚上不停地吐、不停地喊，连队军医又是搬氧气瓶又是输液，忙了一通宵。这一幕，使人感动，令人心痛。

　　我深深地感到，和战士一起在雪水里泡一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能保持一种情怀。当一名党报记者，和基层官兵没有感情不行。

　　2000年8月，我到西藏边防采访，路过白朗县时遇到洪水，4名抗洪的官兵被困在断堤上，四面都是滔滔的洪水，部队和群众正在营救。看到这种情况，我跟着大家一起下水救人。尽管是夏季，西藏还是很冷。大家都是穿着棉衣就往雪水里走，前后在刺骨的雪水里泡了6个多小时。当时也没想到要写报道。当武警白朗县中队指导员伍明成在救人中牺牲以后，我才决定立即回去写稿。回到县中队时，伍明成的新婚妻子站在连队门口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我怕她受不了，没有立即告诉她不幸的消息。我在中队二楼写稿写了两个小时，这位新婚妻子在中队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我从窗口看一眼，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流着眼泪写的报道《勇士一去不回头》，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此次采访我领悟到，心中有爱方能写出爱，心中有情方能写出情。

　　职业的责任让我别无选择

　　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丁芳

　　我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990新闻频道的记者。今天的我，愿意以一位年轻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再一次去认真地审视自己的新闻之路。

　　中学时期，“记者”这个职业在我的眼里，是“自由”、“个性”、“神气”的代名词，因此“记者”早早就扎根在我的心里。

　　然而，当我以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开始每天的工作，当我每天面对新闻、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职业在她所有鲜亮的外表下，最真实的内涵，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来概括，就是“辛苦”。

　　这个“辛苦”不单单是起早贪黑、东跑西颠、争分夺秒的体力上的“辛苦”，还包含着“思考的辛苦”、“写作的辛苦”、“面对职业和亲情选择的辛苦”、“面对诱惑抵挡的辛苦”。我相信，这样的“辛苦”，我们新闻人都有着太多的感触。

　　这是我选择的职业，职业的“责任”让我别无选择。

　　我们的新闻前辈，如邹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阅读他们的新闻之路，发现“责任”二字熔铸于他们的一生。正是因为有责任，所以他们才有勇气、才不畏强暴、才表现出尊重大众、服务大众、敢讲真话的杰出品性和智慧；也正是因为有“责任”，他们才会穷尽一生告诉我们这些后辈：“我们的新闻是为谁服务的！”

　　虽然现在已经迈入21世纪，但老一辈新闻人的新闻立场，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我一直认为，社会的责任感、心中的勇气和良知，是被公众所信任和尊敬的两大支撑。记得去年3月，中国政府首次派工作组到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农村进行生活、生产、医疗等方面的救助工作。获得这一消息，我主动向领导申请前往进行采访。有朋友劝我别去了，很危险。我的态度很坚决，我要去。为什么？我是记者，而且是跑卫生战线的记者，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应当了解、应当采访。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艾滋病我们可能曾经有过恐惧、有过回避，但现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在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在积极地想办法应对、防范和控制。我认为，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举措，应该让世人了解。我想，只有我亲身经历了，目击了，我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有冲击力的作品。于是在去年2月底，我独自一人前往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以及它周边的村落进行采访。

　　在文楼村的几天里，我走进政府派驻到村里的工作队，走进艾滋病人家，走进周边村落以及孤儿院进行采访。四篇真实反映艾滋病村民现实生活以及政府如何防范救助的报道在上海同步播出。报道播出后，我接到不少电话，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爱我的职业，发自内心。因此不论是非典的隔离病房，还是禽流感暴发的鸡舍鸭棚；不论是全国“两会”、连宋大陆之行等重大采访，还是社会新闻的现场采访，我都勇往直前。我愿意用我的勇气、执著和责任表达我对我的职业的尊敬和热爱。

　　脚踏实地执著追求

　　甘肃电视台韩亮

　　我叫韩亮，1986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自愿支援大西北，在甘肃电视台工作至今。这19年，一直在电视新闻一线工作，6年做后期编辑，13年做记者、制片人。我给自己定下了不成文的原则，不做“请柬记者”，要挖新闻就到艰苦的地方去。

　　19年中我跑遍了甘肃的80多个县（市、区）和2／3的乡镇，这里有日益蔓延的沙漠、退化的绿洲、消失的森林草原、被淹没的矿井、地震中的村庄、绝收的农户。在采访中，许多农民、下岗工人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在一线，以热情、激情对待每一次采访。有朋友说我，40多岁的人了，还那样出差、采访、加班、编辑，划不来，是透支生命。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喜欢电视，也不觉得有多苦。

　　2000年初，为配合中央台的“新春走河西”采访，我率领一个摄制组，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祁连山下，打着点滴，现场报道。这期间家里的老人病了，住在医院；家中又被盗。为了工作，我没有回家，整个春节期间采制了多条优秀新闻，被甘肃省委宣传部的领导称为“电视界的拼命三郎”。

　　今年4月，我们开办了《今晚新时空》这档日播1小时的民生新闻栏目，从筹划、开播到现在，200多天的时间，我从未休息过一天，白天、晚上连轴干，开播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子降了5公斤，因为疲劳过度，有一段时间每天低烧不退，但我不能休息，因为栏目需要我。我有这么几句口头禅“跟我来”、“让我来干”、“电视人没有家”。

　　我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我觉得做一名电视新闻人，就要脚踏实地，把做官、名利心放在一边，做“拼命三郎”，做老黄牛。

　　我热爱我的职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菲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中国之声”夜间直播谈话节目《神州夜航》的节目主持人。

　　在短短7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3名身负命案的逃犯在我的陪同下自首，此事被各家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我似乎成了一名“传奇”女子。几个月来，被提问频率最高的就是两个问题，“你是如何让这三个逃犯相信你的？”“难道你不害怕吗？”我想，人们之所以会在这两个问题上疑惑重重，原因在于，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三个逃犯的第一身份是“杀人逃犯”。带着这样的“标签”，他们就是凶恶的、危险的、良心泯灭的、不可靠近的。而在我眼中，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喜爱我的节目的忠实听众，其次，他们才是在逃犯。所以，我才能让他们信任我，所以，我才不害怕。

　　通过这三件事情，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我的听众，我的职业都存在价值和意义；也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如何肩负这份责任？只有热爱我们的事业。

　　而我作为广播主持人，就是要投入我的热情，投入我的勤奋，投入我的努力，做好每一期节目。

　　每期节目上千条短信，我下了节目后都要一条一条地看过。我的节目中有许多重要线索都是来源于听众短信。重要的听众来信我都是一一亲笔回复。做夜间节目很辛苦，每次我下了节目已经是凌晨两点，回到家里打算休息时，时间已经凌晨3点，生物钟与常人是完全相反的，而且还影响家人的生活。但是，我乐此不疲，因为，我热爱我的职业，我明白，日复一日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积累：积累听众对你的认可度，积累听众对电台这个媒体的信任。

　　应该说，许许多多的新闻老前辈们用他们对新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给我们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从中受益匪浅。而更多的与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同行们，他们的敬业、努力和勤奋也影响、激励着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曾经采访过天安门城楼的改建设计者、92岁高龄的老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老人，他说，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那么他是一生幸福的人。我做了近十年广播人，我幸福了十年，因为我热爱广播，我热爱我的职业。

　　我的田坎情结

　　重庆日报罗成友

　　我是从田坎上走出来的一名记者。

　　1993年底，我在到重庆日报工作之前，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当时，我利用业余时间，采写农村新闻，每年发稿上百篇，一些稿件还获得全国和省市新闻奖，因此被重庆日报社破格调到报社，走上了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路。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基层的记者，我到报社工作后，也一直跑农村、跑田坎，因此被人们称为“田坎记者”。

　　今天，我要向大家汇报的是，我作为一名农村记者，要做一个为农业、农村、农民写一辈子新闻的“田坎记者”。

　　1994年春节前夕，报社组织策划了一次看农民如何过年的报道。我到綦江县采访农民过年的情况，县民政局局长给我介绍了古南镇一个合作社的贫困状况，我听后，就提出要看看。这位局长怕我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造成不好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去。当天晚上10点多钟，我想法找到古南镇分管民政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说明情况后，这位副书记非常支持。第二天，我和这个镇的民政干部一起，坐了20多公里的车，又爬了1个多小时的山，才到了那个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农民的贫困状况，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看了也感到震惊。

　　采访回来后，我流着泪把见到的情景写成了一篇报道《贫困农民的“年”》。就是这次采访，让我认识到，重庆贫困农民和落后的农村需要有人来为他们写文章，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状况，引起舆论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帮助。我要用手中的笔，为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为改变父老乡亲的命运呼吁呐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那以后，我每年有300来天都到区县、乡镇和农村田坎上采访。

　　1994年下半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我当时想，我们新闻工作者要为重庆的扶贫攻坚做些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走进綦江县的石壕山区，走进大足、荣昌等县的贫困乡，走进潼南县的贫困农民家，希望能较为全面地了解重庆农村的贫困状况。

　　我将一个月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组《贫困乡村调查》的报道，并配上采访札记《心灵的震颤》，对重庆农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全面报道。这次调查采访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记者，一方面要看到并且大力反映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村落后的一面，反思导致贫穷落后的原因，写出更有深度和价值的报道，促进农村社会的变革发展，促进农民脱贫致富，这是记者更高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这组文章里，我提出要重视“观念脱贫”，强调农民要想脱贫先要转变观念。

　　我是田坎记者，报社为我专门开辟了一个《成友转田坎》的专栏。这个专栏的稿件都是我以农民的身份到田坎上采访写成的。每年的春耕时节，我几乎天天都到田坎上去，了解春耕生产中的问题，如哪个镇的干部没有下村、哪个乡农业技术人员还不到位、哪里的农民不了解撒种规范等等问题。

　　能为农村的父老乡亲做一点事，能为推动农业的发展出一点力，能为农村的进步尽一份心，这正是我持之以恒的追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广州日报关雅文

　　今天，我来到这里，站在讲台上，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广州日报众多优秀的同事，接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这一荣誉。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胸中有读者，笔中有百姓”，广州日报有一句宣传语：“用事实说话，让百姓知情”。

　　这些年我们通过在财经报道中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深感媒体社会责任之重。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报道和一系列推动有关行业重大变革的稿件，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重新出台或制订新的政策，规范行业发展。

　　2002年12月，本报连续作了6篇关于《家电维修还有多少猫腻没揭开》的报道，年底，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家用电器维修服务部登记评定规范》；2003年本报率先报道《鸡精标准岂能保护落后》，去年7月1日，中国首部鸡精行业标准出台；2003年本报的《手机短信强买强卖谁来管》，推动信息产业部去年5月下发《短信服务管理规定》；2004年3月《保险合同“天书”看晕投保人》见报后，保监会去年4月专门下发《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作指导意见》，在意见书里还专门引用了本报的观点……

　　此外，《面粉生产者不敢吃面食》、《有多少西洋参来自西洋》、《车价是怎样炒高的》、《消费者无端受到刷卡歧视》、《手机惊爆价格黑洞》，这些有新闻性、针对性的报道，不仅充分体现了本报财经新闻关注民生、关注产业的一贯风格，而且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见报后无一不在行业内引起轰动，在读者中引发共鸣，被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

　　我认为，媒体的影响力越大，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应该越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越强，所做的新闻报道就越有力度和深度，影响力才会更大。我们进行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善意的，是以有利于安定团结和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多方好评。虽然我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但是，我们没有个人英雄，有的只是一支团队，每一篇成功报道的背后，展现的都是团队的力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的团队上下拧成一股绳，精诚合作，全力以赴，我们的新闻事业就会不断地前进、发展！

　　把有限之生命献给无限之事业

　　河北日报储瑞耕

　　总结我近30年的新闻实践，讲三个问题，和大家谈谈心得，交流体会。

　　第一，关于心态

　　我以为，这个问题，既有它的长久意义，更有它的现实意义。作为长久意义，请问：有哪个时代不需要解决心态问题呢？一个人的心态不佳，又怎么能够有所作为呢？纵观历史，有哪一个成了大家的人心态不好呢？

　　心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人生观问题。如果人生观正确坚定，就可以做到保持良好心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比如：我不要分外的钱，不清不白的钱，那就任何金钱诱惑统统等于零！

　　我总是想：此生选定了新闻这一行当，那就心无旁骛，兴趣以寄，精力以寄，心血以寄，性命以寄，“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

　　第二，关于社会良知

　　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我想就要眼光集中在生活的基层、改革开放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同情心和人文关怀更多地放在困难群体身上。如果见了好人好事好现象，我们没有充沛的热情去歌颂，那何以体现社会良知？如果见了欺压百姓的坏人坏事坏现象，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干预、揭露和抨击，我们又怎么体现社会良知？如果矛盾一复杂，我们就撒手不管，那又何谈社会良知？

　　社会良知，我想归根到底就是要有责任感，在评论写作上既要强调是非分明，不和稀泥，又要强调言之有理，不情绪化。所以我常常同地方领导同志说，我坚持“平行不干扰，帮忙不添乱，建议不拍板，批评不纠缠。”第三，关于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大概包括两个意思，一是生命状态怎么样，二是做了多少事。

　　有朋友同我开玩笑：“你几乎拿全了新闻界所有的奖项，什么都有了。”但是问题在于：作为事业，新闻事业，则是无限的。

　　只要“有限的生命”没有到终点，就不可以不在“无限的事业”中继续努力，有所作为。比如“杨柳青”专栏，我在18年前就曾向当时的领导承诺：“生命不出问题，我坚持干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年就要到了，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要“与时俱进”，在贴近生活，传道解惑，扬清激浊等诸多方面，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用真诚追求美好与和谐

　　北京电视台田歌

　　作为北京电视台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愿以我所主持栏目的平民视点，讲一点十分简单、十分浅显的体会和想法，和大家一起交流。

　　关于优秀，我有两点感受，第一，优秀是职业本身对我们的要求；第二，优秀是奉献。

　　1990年北京电视台开播了中国第一个电视谈话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今年它迎来了自己的15周年。这15年是中国电视发展最快的15年。冷静观察，多少红极一时的栏目都是以轰轰烈烈开始，以销声匿迹收场！更有专家认为一个电视栏目最长寿命为5年。而《荧屏连着我和你》15年来，一直在北京电视台主流频道一频道播出，收视率至今居高不下，拥有一个分布广泛的忠实的观众群，成为迄今为止最有生命力、时间最长的中国电视栏目之一。

　　这些结果可能就是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对我们所坚持的“平民视角”的肯定。我心目中的“大众”，应该说是社会各阶层。就《荧屏连着我和你》来说，上这个节目的嘉宾有比较高级的政府官员，有被认为属于“精英”阶层的名流、学者、专家；有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有地道的工人、农民、下岗职工、农民工，居委会的大婶，当保姆的小妹，还有驻华大使、外国专家，当然也有艺术家、作家，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

　　做一个电视节目，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给你提供了一种为社会做贡献的特殊的机会。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人改变生活的命运，可以帮助改变社会的环境和气氛，也可以说，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和我的节目组深入到街道、社区、天南海北去寻找报道灵感，追踪动人故事，不仅制作出一期又一期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的节目，为一个个普通人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同时也的确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比如，因为学习英语而被单位误解为“不务正业”的一个警察，上了《荧屏连着我和你》之后，被调往北海派出所专为外宾服务。一个钉鞋师傅上了节目之后，生意应接不暇。原先怨天尤人的下岗职工，在节目中与二次创业成功者交谈之后，痛下决心重新创业，如今月收入上万元……15年中的这种故事，几天也说不完。

　　关于新闻，我的理解是：新闻在你的眼中，新闻在你的脑中，新闻在你的心中。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除了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更多的是来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自你的思考和整理，来自如何展示新闻的价值和意义。

　　例如，我们了解到，一个9岁男孩，决心为北京的“绿色奥运”做贡献，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和一切可能的机会，捡拾马路上乱扔的废旧电池，后来捡了足足一卡车。我们把他请上荧屏，这个男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支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一颗美好、善良的心，弘扬正义、善意和爱心。

　　新闻宣传或电视主持这个职业，既给我们提供了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更给我们观察生活、关注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活提供了一种便利。这种对生活的贴近，不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竭的源泉，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快乐。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共同感受。

　　我们现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我想，我们一期期讲述的平凡人的平凡故事，就是我所理解的“以人为本”，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

　　做好事作好文做好人

　　温州晚报郑雪君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怎样描述此刻的心情？我可以说给大家听的，是一点点人生感悟。从事新闻工作12年，我的感慨和体会就是10个字：要做好事、作好文、做好人。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把对党的事业的满腔热情融化到具体的奋斗目标中去。我在努力多写稿，写好稿的同时，策划了《慰问孔繁森家属》、《大家都来帮一帮残疾人》、《争创无毒居民区》等20来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活动，并作连续报道，受到了报社领导、同事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我和市慈善总会、市教育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联合策划了“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活动，连续搞了4年，为1万多名贫困生解决了学费。

　　我始终认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是社会各界公认的好人、读者信赖的好朋友。我总是把来报社求助的读者当作自己的亲人，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残疾人金献芳没工作，我就为她联系接洽；老劳模洪水林领不到工资；翁汝才没房住，我就东奔西跑，呼吁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温州矾矿特困职工没钱过年，我又四处奔波帮他们募到18万元，分发到每一个特困职工的手里。

　　我所在的温州晚报党委，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报纸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为了为民办实事，于200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际，向温州市民隆重推出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雪君工作室”。

　　“雪君工作室”民声热线开通后，我还积极与市政府部门合作为民办实事。先后有5位副市长和20多位部委办局的领导到“雪君工作室”接过热线，为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题。

　　我从工作实践中体会到，一个人的成就是跟使命感强弱成正比的。使命会产生动力，动力越大干劲越大。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几乎都在16个小时以上。工作强度大，睡眠时间短，但我的精力却始终很旺盛。为什么连续12年超负荷的工作没有把我累倒？就是因为我有使命感：我要为人民作出较大的贡献。

　　使命感从何而来？来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奉献越多价值就越高。因此，在我心中，从来就没有把新闻工作仅仅当成写几篇新闻稿，而是把它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去追求，我将自己的工作岗位看作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好岗位，因为在奉献当中我已经在收获着一种幸福，一种美丽，一种崇高的情感。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0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