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 钱

　　一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李昭一家也在经受着“文革”动乱的煎熬。那年，胡耀邦刚从团中央五七干校回京休养，有一位叫王金锐的同志，常常找上门来，冒昧地要与胡耀邦谈心。王金锐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部，17岁参加革命，“文革”时挨批挨斗，惨遭毒打，被赶回农村，遭受了各种折磨。他痛不欲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的一位亲戚曾在团中央工作

　　一天，王金锐来看望胡耀邦和李昭。李昭要留他用餐，他说六岁的小女儿得了急性肺炎，要住院，他得赶回医院去张罗。胡耀邦一听孩子要住院，就说：“住院需要不少钱哪！你没工作哪来的钱？我们支援一下。”是啊，王金锐被遣送农村没工作，全靠爱人下放在郊区大兴县天堂河农场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几口人的最低生活，困难重重，但他想再困难也不能给胡耀邦添麻烦。他推辞说，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这时李昭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塞到了王金锐手里，说：“我们也不富裕，只是尽点心意，你赶快去医院吧！”王金锐出门后一看，信封里面有四百元人民币。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真是救命钱啊！在当时每月几十元工资的年代，四百元可不是小数啊！

　　孩子的病治好后，王金锐领着孩子来道谢。胡耀邦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胡耀邦去世以后，王金锐又带孩子去看望李昭，他动情地对孩子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你也许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奶奶。”李昭打断他的话：“不要再提这些，只要孩子上进有出息，耀邦的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

　　二

　　1973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北京市纺织局分管生产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李昭来到财务处长、总会计师柯鉴明的办公室。他们同事多年，相互之间很熟悉，老柯凭经验判断：李昭同志一定是有事要商量，所以他迎上去问：“李昭同志，有事找我吧？”李昭一脸凝重地说：“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

　　“不，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

　　老柯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知道李昭家里人多，开销大，胡耀邦又爱买书，但胡耀邦和李昭都是高级干部，紧一点也不至于借钱吧？李昭看出他的疑惑，马上说：“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着急用钱，我平时没有积蓄。”

　　老柯一听这种情况，急忙说：“我替您写个申请，财务上有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这一项。”李昭马上说：“不，不要补助，不要补助！我借，我借。”

　　柯鉴明似乎有点为难：“财务制度上没有‘借’这一项……”李昭说：“不是有互助金吗？我就借互助金。”柯鉴明听后一拍脑门：“近来没人借钱，我把互助金给忘了，好，借互助金，借多少？写个条。”李昭说：“借七百元，年底我就能还上。”李昭办完手续，拿着七百元现金走了。

　　老柯手里捏着李昭写的借条，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不无感慨：胡耀邦和她俩人虽然工资不低，可他们平时生活非常简朴，凡有公益捐献或支援生活困难的职工，李昭出手都很大方，从不吝惜。然而谁能想到她还是个借债的干部呢？

　　三

　　1981年冬的一天，李昭的存折找不着了，她拿着从办公室开出的挂失证明，到银行去挂失。

　　办理挂失手续的那位银行小姐，当然不知道四百元存折的主人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而且四百元竟是她唯一的存款。据说，当那位银行小姐知道李昭的身份后，先是惊讶不信，后来是半信半疑，再后来她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中国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