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群众基础的“禁酒令”，虽令不从

　　商务部近日颁布了《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旨在规范酒类流通秩序，加强监管，保障消费者的饮酒安全。办法规定，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营场所明确禁售标识。（《中国青年报》10月10日）

　　这其实也是一个重复的立法。我国《预防未成人犯罪法》第十五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

　　饮酒的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与酒有关的名人轶事、诗书画音更是举不胜数。流传甚广的文学作品及各种武侠小说所宣扬的“大碗喝酒”的英雄气慨，更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民间，许多人都认为喝酒可以驱寒、活血，有利关节。假若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浸淫在“酒”这种载体中，现在要对部分群体“禁”绝，何其难哉。一个的法条，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即使投入再大的成本，也无济于事。

　　我国过去也有禁酒，禁酒甚至是全民禁酒，而且禁酒的历史，几乎与喝酒的历史一样悠久。周灭商后，鉴于商纣酒色误国，周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酒诰》，并专设了刑官，限制饮酒。然而，周人不仅没有禁绝，反而发扬光大起来。之后汉、隋、唐、宋、元及至明清，也莫不如此。立国之初，禁酒，但到最后，还是因酒误事甚至误国。汉武帝颁布律令说“严禁群饮”，他自己却“池北起台，天子上观牛饮者三千人”。许多禁酒令，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使立法者的本意再好，执法者使用再残酷的刑罚，如果没有设法取得群众的认同，就会立刻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对未成年人禁酒，不仅仅是未成年人和卖酒者之间责任，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责任。要培养禁酒令的群众基础，让民众意识到禁酒责任的存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教育。现在许多经营者向未成年来卖酒，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本身就不知道《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这么一个法条。

　　在国外，禁酒教育一般都是“从娃娃抓起”。就拿瑞典来说吧，早在1982年，瑞典政府就明文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有关酗酒及其危害的教育。此外，瑞典的一些民间禁酒组织及儿童青少年的的“禁酒俱乐部”也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到后来，还发展成了“瑞典禁酒教育委员会”。他们一方面对未成年人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还专门为教师安排训练课程，出版各种各样的教科书。100多年来，瑞典令行禁止，对青少年的禁酒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