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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杨成凯]杨成凯:吃烂苹果总胜无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19:04 新京报

  “古代文化书系”出版历经艰辛,“校点差错”等遭质疑,出版人认为聊胜于无

  

[对话杨成凯]杨成凯:吃烂苹果总胜无

  杨成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研究员,吕叔湘的弟子。他的学术功力见于其专著《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而俞可群更看重他广博的版本学知识。

  杨成凯知道许多古代典籍的价值,知道哪些版本应该重印、应该抢救,甚至知道它们辗转世间的踪迹,所以他主持出版了“古代文化书系”。

  “所有的人都只看到筐里有烂苹果,并没有看清楚其他的苹果烂不烂,而正是那几个烂苹果坏了一筐苹果的名声。”三大操盘手之一杨成凯语重心长地说。他负责万有文库的古籍部分,而古籍部分遭到的批评也是最严厉的。

  众所周知,文库的传统部分令杨成凯等专家引为骄傲的是版本的珍贵,包含一些人间孤本,有些本子更是湮没多年无人知晓的秘本。

  这种情况在集部和子部最多,用珍善本校勘,这是传统部分最突出的特点,如《天机馀锦》使用的是台北藏明抄孤本。《花间集》以海源阁藏宋本校过,发现四印斋所谓影宋刻本并非实录,特别是宋本首尾缺页,抄补页似出自明刻朱墨本,这才知道李一氓整理本所倚重的所谓宋本,其实上了四印斋本的当。

  杨成凯说起版本流传旧事,娓娓道来,像讲一段传奇。《尊前集》据明万历顾梧芳刻本校,此前尽人皆知有顾本,却无人知其下落,今日所知古本不过明抄本若干种而已,刻本则仅毛氏汲古阁一种。杨成凯早已认定北图善本书目著录的明刻残本就是顾本,但是没有想到,校点者在校点同时作国图编目,突然发现国图新收残本与馆藏残本合在一起,正是一部完整的顾本。“适为两析之旧本,丰城剑合,洵属词界幸事,”杨成凯说。此本即毛刻重出之本,可校毛本诸多讹误。仅顾氏所撰之引言,毛刻即有大误多处。近今词家从毛本转引,文义背谬,辗转不得其解,核之原书,则文从字顺。而且此本即为王国维当年所见之书,附有手跋,原为罗氏大云书库旧物,下册先出,归长乐郑氏。上册后出,幸得璧合。王氏墨笔跋语今亦抄出,附印书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罕见的版本。

  文库古籍对于古代学者专著的整理出版也常被人称道。傅璇琮指出,陈子龙是明末云间学派一代宗师,他的作品对明末清初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可惜他抗清殉难后作品散佚无存,到清嘉庆年间王昶辑印全集时,已经慨叹有些集子不能见到。文库出版的《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唱和诗馀》就包括王昶编刻全集未能见到的作品。特别是陈子龙的词开风气之先,对清初词学兴起有很大影响,《幽兰草》中包含他明末时期的重要词作,《唱和诗馀》中更有他殉难前的慷慨悲歌,长期以来研究者见不到原书,文库编者从国图抄出《唱和诗馀》,这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孤本,同时收入《文库》。如今文库校点本根据秘藏各地的原刻本重印,使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三百多年未曾重印的珍本秘籍的真面目,对学术研究很有裨益。

  《程氏续考古编》宋以后未见传刻,从《四库》以来相传已佚,今据仅存之明抄本校印,使湮没几百年之名著得以重现人间。而《程氏考古编》虽有刻本,但佳本并不多见,而且多年来未出版校点之本。《古今诗馀醉》前面有五篇序,求之上图、北大等几部藏本仍不足,最后托台湾学者用台北故宫藏本传真补足;明清之际奇女子李因的《竹笑轩吟草》,第三集遍觅不获,承黄裳先生慨借藏本,始得配齐全书,所知仅有此本,读者受益匪浅。

  辗转寻觅珍本秘籍的甘苦,经常跟公私藏家打交道的人不难体会,有些书只能出重金托人抄录,或者花时间到图书馆校勘,出版社和编纂者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知道的人可能不当一回事。

  读者对于文库最集中的意见在于“校点差错”。杨成凯说,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吃烂苹果总胜无”这样的话,文库古籍毕竟出版了许多罕见的好书,从目录版本学角度认真考量一下,就可以看到《文库》一些书的价值不能忽视,不能人云亦云,连洗澡水带孩子一起泼掉。“校点差错”仅仅是个别问题,毕竟出版社为校对工作尽了心力,付印前都请作者复校。很多作者对于古籍的勘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的书作者不放心,不仅自己校过,而且不止校了一次,甚至还有作者亲自监督排版制作的。像黄永年先生的校点书稿都是亲笔书写,并不是由他人捉刀。“可见作者之中还有很爱惜羽毛的,白纸黑字,哪个是好苹果,哪个不是好苹果,总会水落石出的。”杨成凯感叹道。

  针对有读者指出文库是“印古书而古书亡”的说法,杨成凯表示,这是清代个别人说明代印书的话,因为明代刻书有些乱改乱删的情况。但是这话不对,明代大多数刻书都是认真的,今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明人刻书功不可没。许多书要不是明代刻印出来,今天恐怕已经只字不存了。即使有错字,总比只字不存好。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明刻丛书极为粗率,脱误固然,其专辄删改,最为大害。然不闻陶渊明语云‘慰情聊胜无’耶?”印古书最难讨好,因为古书的读者相对要少,而且各出版社都在印,已经铺天盖地了,不像近代、国外书系那样少见。再印只能在善本秘籍上下功夫,《文库》的古书都据善本校印,附有校记,只要看看参校的版本,不难发现,有许多是各图书馆珍藏的秘本,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学者也很难看到。

  像《文库》出版的词集,学者就曾撰文予以好评。即使看起来很普通的书,如《书林清话》,到处翻印,现在有五六家出版,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文库》附有日本学者长泽先生的校记。再如《癸巳存稿》似乎也很普通,但是《文库》本据上海、北京两处抄本校补,补充了不少此前未发表的资料。不过这些事情需要行家里手亲自翻阅一遍才能发现,没有目录版本学的造诣,粗粗一翻,或者人云亦云,就不知道。

  在“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出版过程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他们号称“学术策划”,实则为真正的操盘者,他们在书上属的笔名:王土是沈昌文,林夕是杨成凯,柳叶是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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