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望]万有文库：保存为名，启智为实

　　“外国文化书系”寄望他山之石，“近世文化书系”重拾民国精华

　　沈昌文另一位核心人物。像文库的名字，最初叫“跨世纪”，改为“新世纪”；请陈原、刘杲等出山做总顾问，还开列出那个庞大的编委会名单；将文库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古代、近世、外国；确定文库的宣传口号为“我读故我在”；撰写文库每一集的“前言”等等，都是沈昌文的工作，“外国文化书系”也是他亲自操作的。

　　由沈昌文又引出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陆灏。由陆灏主持“近世文化书系”，弥补了许多文化传承的缺失。

　　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翻译要向后看，不要向前看

　　“外国文化书系”主持沈昌文：

　　很多人知道王土，也有很多人认识沈昌文，但知道王土即沈昌文的并不多，在文库的编委会中，沈昌文是最早的创始人之一，除了负责联络各方神圣外，他的主业是主持“外国文化书系”。

　　沈昌文说，之所以叫“王土”，是因为本家姓王，但由于父辈吸食鸦片，家道败落，幼年的他时常在水门汀的门缝里看繁华的上海街道，该上小学的他不得不跟着一姓王的亲戚，才能进入名门望校。于是，一向谦虚自称为土包子的他，为自己取笔名为“王土”。

　　据沈昌文介绍，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万有文库》，其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便利地建立其基本收藏。对于云五先生这样的雄心壮志，西方媒体曾有评论，说他是“在苦难的（30年代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诚如李欧梵教授所指出的，它是“共和国时期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亦是“最成功的出版物制作”。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沈昌文说。在文库的第四辑弁言中，沈昌文写道：“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诘，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书本’”。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于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凝聚了顶天立地的人物，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都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

　　主持“外国文化书系”的沈昌文信奉前辈的一句话，翻译的书要向后看，不要向前看。沈昌文主持万有文库外国文学部分，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信条，国内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欧洲很多国家早些年就解决了，所以可以在外国文学中依稀寻觅答案。在文库的外国文学部分，读者既可以读到《情爱录》，也可以读到《宽容》。近日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负面的乌托邦”之一《我们》出版，早在几年前，文库就已出版，只是当时很多读者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当年，冯亦代向沈昌文推荐了谢翰如女士。沈昌文称她为文库鞠躬尽瘁，最终去世了。她自己翻译了《第三次浪潮》和《诸神死了》等著作，后被出版界认定其价值并出版过多个版本。“谢翰如欣赏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她也身体力行。”沈昌文这么评价她。

　　文库的命运引发了沈昌文的一声叹息：“听说仓库里的藏书都被打折处理掉了，我想干吗不处理给我呢？”事实上，在文库的选目上，由各路学者举荐的好书很多，如吕叔湘推荐的《沙漠旅行记》、《伊坦·弗洛美》，陈原推荐的《尼罗河传》，余光中推荐的《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有读者在网上撰文，认为万有文库的外国文化选目凌乱，沈昌文反诘，如果不把董乐山推荐的《1984》之类的书混杂在凌乱的外国文学中，恐怕单行出版是个未知数。“马克思说过，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之久远。”沈昌文将其写在文库第二辑弁言中，以为书业箴诫，这也正是他所坚持和期待的。有人问沈昌文，新世纪万有文库与商务版的万有文库有何区别时，沈昌文回答说，王云五所倡导的观念更多的是“保存”，而俞晓群主编的万有文库倡导的则是以“保存”为名，“启蒙”为实。

　　我们摆地摊，他们开文物商店

　　“近世文化书系”主持陆灏：

　　“万有文库近世的出版无非是摆地摊，有好货色，也有意思不多的，你挑着什么是什么。之后，有一个摆摊子的出来，就有人家出来也摆摊子，但他们更像是开文物商店，明码标价。”主持“近世文化书系”的陆灏如此笑谈。

　　万有文库的“近世文化书系”最为人称道，甚至有学者认为，它开启了国人对民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对于这些赞许，陆灏平静地称，这只是讨巧了。“近世文化书系”并未从大家经典入手，近世开风河之书，如《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巨著都已被多次再版，所以在编辑“近世文化书系”之初就一一回避大师的经典作品，采取的策略是“拾遗补缺”。“一方面挖掘大师被遮蔽的散失的作品，另一方面希望将海外被遮蔽的大师的代表作介绍给国内读者。”陆灏这样解释初衷。

　　在“近世文化书系”中，1949年后首次出版的学术著作比比皆是，被学者看重的有萧公权的权威之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萧一山的《清代史》等，十分引人注目；还有一些本子是首次点校，如章太炎的代表作《国故论衡》、熊十力的代表作《十力语要》和齐如山的《国剧艺术汇考》等。

　　“近世文化书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挖掘海外有影响的华人作家的作品。近世的资源毕竟有限，陆灏找来陈子善做后盾，陈子善当年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陆灏有时泡在图书馆的民国期刊室里挖掘线索。瞿兑之是常被老辈学者提到的人物，但成书不多。于是，陆灏去图书馆找到民国杂志《古今》、《逸文》等，查阅他当年写的很多专栏文章，最终在万有文库中辑录成册。

　　陈子善说，他还曾整理出版了《西游散墨》，作者为桑简流，1949年以前在国内，1949年到了海外，目前在英国定居，他的这本著作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出版过。他是大藏书家傅增湘的外甥，家学渊远、学贯中西，他对东亚文化的演变传承有着身体力行的见解。当这本书借文库首次与内地读者见面时，香港学者盛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遇到《西游散墨》，真是找到老师了。”另外，在编辑《西游散墨》时，陈子善找到当年的香港杂志《明报月刊》上散失的专栏一并录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妙趣横生的文笔令国内读者为之一振。

　　最新出版的“近世文化书系”中的海外学者名著，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有周越然的《言言斋古籍重谈》和《言言斋四籍重谈》，周越然是民国时的大藏书家、大散文家和性学研究者。

　　陈子善为了找到这两本有价值的书，历经周折，“我找到周越然的孙子，他很用功，也有志向要将祖父的作品整理成册，在我的协助下，他查了很多报纸的专栏，把散落佚文收录其中，出版了这两本书。”

　　采写：本报记者曹雪萍

　　沈昌文图像丁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