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60年遗痕犹存（朝花夕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1日03:27 人民网-华东新闻

上海舟山路上的犹太人旧居。

　　本报记者周寅杰摄

　　11月10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系列活动暨“战火中的诺亚方舟———犹太难民在上海”主题展开幕式在沪举行，美国前财政部长、

现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麦克·布卢门撒尔等部分二战时期避难上海的前犹太难民重返悠长记忆中的“第二故乡”，那段尘封于世的独特历史随着他们在上海的足迹再次浮现

　　“CafeAtlantic”，时隔半个多世纪，字迹已色彩黯淡，但依旧清晰可辨。站在海门路与东长治路交叉口，眼前的这栋普通两层民宅门户紧闭，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抬头看一眼廊檐，他们不会想到这里曾有个响亮的名字———“大西洋咖啡馆”。

　　左边紧挨着，也有一行外文字。“是德文。这里原是一个酒吧。”一旁的王发良老先生告诉记者。86岁高龄的他从小生活在提篮桥地区，几乎成了沪上研究犹太难民史专家眼中的“活字典”。

　　60多年前，这里曾聚集着大批犹太难民。在反犹、排犹狂潮席卷之际，上海虹口地区却为近两万饱受迫害、颠沛流离的犹太难民，撑起了一艘“诺亚方舟”。

　　今天，行走于虹口，时常会发现当年的历史遗痕。

　　当年上海曾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大的居住地之一

　　霍山路119号、121号，一幢双门面的3层建筑，红黑砖墙，扇形大窗，明显的西洋风格。这里当年是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JDC）驻沪分支机构所在地。JDC的资助，曾给一无所有的难民带来不少希望。

　　上世纪30年代，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政治条件，是世界上惟一不需要入境签证和财产担保的城市，大量犹太难民坐船来沪。1992年，时任以色列中国居民协会主席的西奥多·考夫曼曾回顾道，当年上海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大的居住地之一。事实上，二战期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约有2．5万名犹太难民留在了上海。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一些从葡萄牙、西班牙经中东到上海的犹太人，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生活富裕，如嘉道理、沙逊、哈同等人。他们成立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建起6个收容所，安置难民。与此同时，JDC以小额贷款的方式救助难民，帮助其做些小生意以维持生计。

　　在霍山公园，有一个小小的“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纪念碑。

　　1942年，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到沪，要求日本侵华当局实施“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全面屠杀在沪犹太人。后因方案泄密被取消，次年2月，日本侵华当局设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专门针对犹太难民。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很快，“虹口隔都”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里，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当时有1．8万难民进入隔离区。”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健告诉记者。

　　隔离区周围有铁丝网架着，进出口处由士兵把守，“外出必须持有特殊通行证。”王健翻出一张图片，一个日军上尉正在给难民发放通行证。“他叫合屋，隔离区的管理者，曾自称‘犹太人国王’”。生活困顿的犹太难民因此连自由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偏僻的提篮桥地区因犹太难民的集中居住而商业茂盛

　　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是幢3层红砖房，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圈，大门上方有犹太教标志———大卫六星，一楼是个祈祷大厅。这个最初由俄罗斯犹太人建造的会堂，面积不大，却是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自1992年起，这里辟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当年世界上最古老的经学院之一———米尔经学院的500名师生，从波兰逃难到上海，一路没有走失一个教师、一个学生及一本经书，甚至连一堂课也没漏掉。一到上海，他们马上建起了学校，继续教学。

　　与此同时，医院、报刊、电台相继出现，犹太难民创办的《上海犹太早报》，成了历时最久的德文报纸。意第绪戏剧、外侨音乐协会等活动的开展，如同久旱甘霖，缓解了难民的文化饥渴。而足球队、乒乓球队的成立与比赛，则向世人展示他们不屈的精神与奔放的活力。

　　从摩西会堂往右，就是舟山路。两层的里弄房子，底层基本是私营的服装及鞋类商店，很热闹的景象。60多年前，这里也是如此热闹，只是底层小店的种类更多，招牌也是英文或德文。连弄堂口的铁栅栏门上，都嵌着“CHU－SANLIEGH”（舟山路）的文字。

　　犹太难民中，大多数人都有一定技术和专长，如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师，约占总人口的13。但在上海，很多人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开设了小型的服装、面包、冷饮、旧货等商店，偏僻的提篮桥地区，因犹太难民的集中居住，至1941年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其中，舟山路成了商业中心，位于舟山路、霍山路口的维也纳鞋店，紧跟欧洲时尚，制作的女式皮鞋在当时的上海可算是引领潮流。

　　从霍山路百老汇娱乐公司底层大厅后侧楼梯盘旋而上，至顶部，眼前豁然开朗。夕阳下，700平方米左右的屋顶，透着一股豪气。这里，曾配有凉亭、花草，每逢节假日热闹非凡。60多年前，麦司考脱屋顶花园可是虹口远近闻名的聚会场所，尤其受到犹太艺术家的青睐。

　　在来沪的犹太难民中，艺术家有260余人，他们将咖啡馆、酒吧等娱乐场所，看作发挥自己才华的天地。“麦司考脱的铜管乐队在当时很有名。”王发良老先生说。夜幕降临，犹太难民聚集到这些场所，让熟悉的旋律唤起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最艰难的岁月，犹太难民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舟山路服装街对面，有一排红砖楼房，顶上的东正教十字架表明建造者是俄罗斯人。走进59号，穿过底层黑糊糊的走道，登上狭窄的楼梯，就是11室———一间6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女主人吴德娟拿出几张照片，上面除了她及家人外，还有一张老外的脸：美国前财政部长、现德国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麦克·布卢门撒尔。当年，在这个小房间里，布卢门撒尔在周围市民的帮助下，独自度过了少年时期。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犹太难民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及上海劳苦大众的深情厚谊。当时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曾向奥地利犹太人发放了数千份前往中国的“生命签证”，其中大多数人到了上海。而与犹太人杂居一起的上海市民，虽然自己生活条件很差，但仍充满善意，尽力给予他们帮助。

　　“我家弄堂对过，住着一家犹太人，夫妇俩带一个女儿，生活困苦。当时我工作的公司常发一些煤油，我就经常送些给他们。”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王老先生仍记忆犹新。而在当时，这样好心的上海人非常多，他们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为了让犹太儿童不失学，有的学校还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让他们与中国孩子一起读书。

　　在提篮桥，有一个传说：两条犹太人居住的弄堂被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2000余人被困。周围市民将食品扔过围墙，空投入禁区，结果2000余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有一个事实：1945年7月，美国空军轰炸日军通信设施时，炸弹误入隔离区，房屋大片倒塌，人员伤亡。上海居民自发冲进火场，进行救援，并将自己家中有关物品送至急救站使用。

　　正是有了上海市民的关爱，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同时，迁移和逃亡到上海的2．5万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其余都生存下来，这期间还出生了408人。

　　1993年10月1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参观摩西会堂旧址时留言，以政府名义感谢“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义壮举”。

　　《华东新闻》(2005年11月11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