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般的人生实录 骆憬甫自传《浮生手记》读后

　　秋 禾

　　《浮生手记》不仅是江南骆氏的一部坎坷家史，一部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出的中国近代史，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抗战烽火中，如何保存元气以图复国后有所贡献的生存史和奋斗史a

　　《浮生手记(1886——1954)》是骆憬甫先生所著回忆录。作为我国第一代新式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在浙江长期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工作。日寇侵华战争之前，他执教于杭州，担任过十七余年的小学校长，在杭州基础教育界颇有声名。杭州沦陷以后，他不愿做亡国奴，遂领全家大小人众辗转流亡于浙南、皖南、浙西一带的非日寇占领区，继续执教，并先后支持儿女从事抗日宣传文化活动，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

　　作为一个具有良师、贤人、君子风范的平民知识分子，更作为一个爱家、爱国、爱民族的开明士绅，骆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先后著有《我的一生》、《流亡》、《浮生杂忆》、《国难吟》等自述生平的文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真切翔实的二十世纪上叶的人生经历记。其中在抗战八年中，有关他自己和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实录和国破家亡的见闻感悟，尤其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

　　《浮生手记》以《我的一生》为“上篇”，共分六章，依次由幼年、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时期组成，凡108题；以《流亡》为“下篇”，不分章，凡43题。附录有《骆氏家谱》和《骆憬甫嫡系表》，以及其六女、八女和长孙的三篇回忆文章。

　　在六十八岁时，骆憬甫先生为《我的一生》所写的题记里曾经十分谦抑地说：“我写的一生，其目的并不是写我，而是借了我，写出我所处的时代背景。我生长在封建社会里，我出身在封建地主家庭中，环境害了我，使我成了一个无能之人，虚生了一世，对国家、对社会一无建树。让别人来写我，就是写一个字，也是多余的，现在我自己来写，把六十多年来的生活，从我的一生的具体事实反映出来，想来不是没意义的吧。这样我就陆续地写了。”

　　其实，由于作者超人的强记和细致的史笔，因此篇章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见闻。

　　读憬甫先生文章，不能不佩服他的博学强记。透过他细腻的描述，将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而其中的有记事，有言情，有写景，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尤其对清末科举贡院的描写，大到写典章制度，小到物品陈设，乃至青衣号军的嘴脸、贡院门口的对联，都巨细靡遗地记录，足以补正史文献记载之不足。

　　憬甫先生又逢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满清政府既输了中日的甲午之战，又订了与八国联军的辛丑和约，保守陈旧的力量与维新的理想拔河，新式的学堂与老式的科举并行，而憬甫先生能由旧制入新制，继而参加学校的革新运动，再以他的新观念注入教育工作，任校长近二十年，其间社会的变迁，大家族的纠葛与亲人的聚散，更使这本自传拉大舞台的宽度，且呈现史诗的力量。

　　下篇《流亡》，作者生前曾经多次修改整理，“没有夸大，没有虚构，是劫后余生的一点纪念物”，他期待这包含着流亡人的血和泪的文字，能够作为“抗战史上的一种民间文献”传世。由于作者有意为流亡史见证的史家精神，因此他在抗战一开始，就留心逐日记载每天发生的世事和人事活动，而且他的记载，常常在笔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如其篇首分析中日之战这一场“空前国难”的动因，“倾国之战”的两难，以及被迫和西湖、上海“话了别”的悲愤，都显示出作者无比鲜明的立场。他写道，在那年月：

　　谁都知道中国和日本必将有一场大战争，但谁也不知道这场大战争将在哪年哪月哪日开幕……自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主义”就被人唾骂、痛恨，抗战的决心，早已隐伏在四亿五千万人的脑际，只要有猛烈的导火线一引，这战火就可以漫天匝地的爆发起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实在忍无可忍了，轰隆一声，开炮抵抗，于是中日大战揭开序幕。

　　“小乱避于城，大乱避于乡”，这是炎黄子孙世代相传的逃难经验。然而，当保家卫国之战在中华本土家园中揭幕，就意味着全民抗敌行动的展开。可是积弱大国初不能抵御暴发强寇处心积虑的战火冲击波，于是平民百姓的大流亡也就揭开了序幕。而骆先生纤笔细墨的《流亡》，正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在抗战流亡中，经历千辛万苦不做亡国之奴的难得实录。其艰难困厄，如今由其一个个小标题尚可感知到：“开始大流亡--别了老家”、“永别吾庐百感生”、“骨肉离散之序幕”、“杭县沦陷了--没有了老家”、“大流亡的第二幕--出亡横溪”、“骨肉离散之第二幕”、“大流亡的第三幕--盛筵散了”、“大流亡的第四幕--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二次流亡道上”、“险些儿第三次大流亡”……由此遥想当年今天过了不知明日如何过的流亡生涯，真是危然动容。

　　(《浮生手记(1886-19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