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术士和科学家:对预言者的评论

　　无论如何，超常的未来预言可能还会出现。而且不管它们是多么的不准确，预言者的神秘感觉，以及由此导致的流行的预言不会绝迹。天真的人们仍继续把这些对未来的预言看作是一种理解现在和规划未来的有效手段。

　　通灵预言者

　　戴维·沃尔琴斯基和艾文·华莱士在他们的1978年的年鉴中，提供了大量的未来预言，我们现在可以来检查一下其准确性。在那些著名的未来预言者中，有个从事电视行业的人，名字叫丹尼尔·罗根，运用他的通灵能力来取悦于那些对著名影星的未来感到好奇的人。他以心灵感悟为指导，宣布，到1980年卢西·鲍将到亚洲的某个国家去担任大使。

　　技术进步在社会中为这些心灵预言提供了另一类流行话题。凯布里拉·金可得，由于他的为同伴所称道的准确预言能力，为全美国人所知晓，他声称，到2000年，太阳能汽车将以廉价的方式走上市场并被广泛使用。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可能通过与外层生命接触，联合登上火星和土星。简·迪可荪，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也一跃成为好莱坞的灵媒，他预言，1999年，美国及其邻邦将与俄罗斯开战，俄罗斯的卫星将侦察美国海岸，并伴随一场核惨剧。但是，由于莫西在红海地区的再次出现，将使俄罗斯不能毁灭世界，因为上帝将出来干预并消灭他们的军队。

　　今年是2005年，卢西·鲍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仍然驾驶着燃烧汽油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世界并没有爆发核战争，红海每年还淹死许多人。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他们的预言是不准确的。

　　许多灵媒声称，他们的能力是由神灵注入的，是神秘力量的发掘，或者是一种稀罕的预感力的后天获得。然而，未来预言也可以在学术界找到，科学预言者是通灵预言在学术上的表现。正如遭到反对的水晶球、塔罗牌和手相一样，科学预言者们依赖于一系列假设、理论和推测，虽然科学预言有一些似乎完全可以信任的来源，但是，他们的可靠性通常与好莱坞的灵媒一样没有什么光彩。

　　科学预言者

　　知识丰富的一些专家也声称，他们可以提供关于未来的一种秩序和确定性。由于引入了研究和采用了一些数据，他们可以得出一些有限的结论，但如果他们所做的抽样推论超出研究者的理解范围，就难免作出一些不准确的预测。当研究者从当前趋势预测未来走向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艾伯特·迈克逊在1903年就曾说过，“在物理学领域里，最重要的基本定律和事实已经被全部发现，其基础是如此稳固，不可能再做任何修补，即使有新的发现，也不会离开太远”。虽然迈克逊和他的同事开发了测量光速的方法，但他没有看到这种方法将导致对其它物理现象的考察。随着我们对于世界认知知识的增长和变化，主宰这些变化的定律也必须被重新审视。例如，超绳理论（superstringtheory）就与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有着不相容的差异。超绳理论如果被确认，就可以与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结合起来，为确定黑洞中心点和大爆炸的起源建立基础，而所有这些，都是在迈克逊死后被发现的。

　　汤姆司·华生，IBM的创立者，也曾经叙述到，“我认为，世界市场上只能卖出5台计算机”。因为，第一代计算机要求一个巨大的冷却系统，需要数百平方英尺的空间来容纳19000个真空管，重量达30吨，需要花费458000美元来建造，这就不奇怪，由于实际运用上的限制，许多人只能看到这种前景。华生不能预见，计算机是如何通过体积、成本和复杂性的降低，来走进家庭和成为职业工具的。对于计算机革命，惊讶的不只是华生。1981年，比尔盖茨，微软的创建者也认为，“640K的内存记忆对任何人都已经足够了”。

　　劳德·开尔文对航空学进步也产生过怀疑，他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1890年代，他曾声明，“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是不可能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关于飞行的预言，就是在当时可以考虑的事实面前，也可以认为，飞行不仅可能，而且不久会成为现实。达芬奇的画和构思具有暗示性，但是英国的乔治·开勒的工作却充满了现实的证据。1804年，开勒制造了一种滑翔器，看起来像改建后的风筝；1848年，开勒又与威廉·亨森和约翰·斯特郎费罗合作，制作了一个蒸汽驱动的模型飞机，可以使飞机半离地面。德国人奥托·里列瑟用滑翔机成功地飞行了2000次，并解决了平衡和控制的方法。因此，在1903年12月17日，仅仅在开尔文作出评判的8年以后，莱特兄弟就驾驶了一架具有动力的和被控制的比空气重的飞行器飞行了，飞机上还带着一个人。不管开尔文曾经多么聪明、有学问和受人爱戴，他仍然不能预见未来的发展。

　　“太空旅行是蠢话”，英国皇家飞行员里查德·沃勒1956年如是说。一年以后，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外层空间。尽管沃勒是公认的航空专家，他的陈述也只能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那就是甚至科学家也会是一个蹩脚的预言者。学术上的专家虽然是可信而合法的权威，但他们不必是准确的预言家。强调和肯定性的陈述，当目前的知识被新的理论改变、修正和被审查时，常被发现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获得所有的信息，尤其是当竞争者保密时，会妨碍预言的准确性。因此，当检查预言的有效性时，如果预言超出了专家的领域，再著名的专家也不可能是合法的权威。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保罗·伊利奇，因预测人口过快增长而闻名的未来学家，他相信大饥荒和经济灾难会毁灭这个世界，伊利奇多次设定世界毁灭的期限，并因期限到来灾难未至而多次推迟这个期限。他在1968年的《人口爆炸》一书中写到，假定1960年代为经济困难期，那么，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将带来不可避免的、广泛的饥饿和疾病，而这将导致数亿人的死亡。

　　伊利奇坚信，人口膨胀是个亟需遏制的癌症。他提出，要实施政府控制工程，减少婴儿出生和随之而来的饥饿。伊利奇的预言一直没有实现，因此他的关于政府控制的建议也没有必要实施。农业教育、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改变了等式，所以，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急剧下降。亚瑟·C·克拉克（1973，14）写到，“当一个著名的、年老的科学家说某事是可能的，那么，几乎肯定是对的；而当他说某事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很可能是错的。”伊利奇认为，我们增加食物供给或减少世界人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关于饥饿和经济灾难的预言就错了。相反，克拉克提前20年预见到，可以通过同步轨道卫星进行通讯，这样，他同时合理地设想了火箭技术的进步和相关的轨道及天体力学。由于依赖于我们已有的知识是有缺陷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测也经常是错误的。事实、发现和科学突破总能极大地改变可能性。

　　不管这些预言有多么鼓舞人心的来源，也不管他们是物质的、心灵的、学术上的预言家还是算命者，他们都是以一种割裂传统的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运做方式（例如，医疗），在继续影响社会，有时也为渴望知道的观众提供一种虚假的需求满足。尽管他们的声称可能是非本质的、无用的、极度不正确的，但是公众对那些超常观察力的预言者的期望仍然无法改变。当答案常常不正确的时候，为什么公众还向往那些神秘、谣言、传说和预言呢？

　　预言者的目的

　　如果预言是这种中与不中的运做方式，为什么有关未来的最好预言是人类将继续做出预言呢？原因之一是，人类需要价值肯定和努力减少焦虑和不安。当世界似乎难以控制的时候，比如经济滑坡、暴力犯罪和快速变化的文化，许多人试图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并通过掌握一种简单的解释和由灵媒、有头脸的人物和伪科学者提供预言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科学具有实验性质并关注一般趋势，与科学不同，伪科学说的是一种特别肯定的语言：这是你将面临的问题。伪科学的另一种吸引人的特征是，它基于个人的和充满戏剧性的品质，如它通常是对传闻逸事感兴趣，或者依赖于个人的经验。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人们仍然继续相信幻想、错误的声称和想象。而伪科学者也无视其自相矛盾的事实，声称自己是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并继续保持过时的信仰。他们经常引用相反方面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引用的研究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米切尔·利维在他的《批判思维的工具》一书中叙述了几种致使人们误信的认知偏好和错误，因此，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这些预言和声称。

　　同化偏好

　　这种偏好导致我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由于我们在编目、分类、组织和架构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习性时，自己编制了一个盒子，并往里放一些适合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信息。为了适合这个盒子，我们所选择的信息是被扭曲的。例如，许多美国人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当作一种过滤信息的结构。在2000年的辩论中，共和党的候选人，乔治W布什和约翰·迈肯，都引用一个相同的研究，即德克萨斯州关于阅读方面的教育测试分数作为相反的论据。布什说，分数在过去几年已经提高，而迈肯则认为处于历史上最低的时期。两个候选人都只选择了研究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向公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却不顾他们引用的数据是相互矛盾的。这种选择偏好在政治以外的领域也很常见。在查尔斯·劳德及其学会的研究中（1979），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被用来作为大学生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死刑的证据，并作为他们研究的结果。两组大学生都被各自的证据所感染，并发现他们先前的信念受到了支持。作为个人，可能会固执自己的想法，而不考虑那些不符合他们的特殊盒子的不同观点或建议。

　　信念固执

　　这种倾向使我们仍保留已经被否定的预言。通常，信仰可能成为难以消除的个人信念，特别是当预言对观众具有外在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信仰会变得难以驾驭，以致我们会固执地坚持下去，即使在事实清楚、具有否定证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罗斯、李伯尔、哈巴德的一项研究中（1975），参与者被作为个体加以测试，并把错误的结果反馈给他们。紧接着告诉参与者，这是一个假试验，但即使这样，参与者仍然坚持相信他们之前被告知的结果。

　　确证偏好

　　当形成一种观点并收集证据来证明这些观点的时候，人们有种倾向，收集那些肯定的证据，而忽视那些否定的信息，这种倾向被叫做确证偏好。

　　吉罗维奇总结了几项研究，要求参与者确认，一项研究是否带有特殊的个性特征。大多数情况是，参与者要问一些有利于假设的问题，以给出肯定的答案。例如，当考察一个人是否性格外向时，研究可能会问，如何使一个死气沉沉的舞会活跃起来。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性格内向的人也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问这个问题，研究者得不到任何正确信息，却会得出肯定答案的错误结论。大量不准确的预言将由于错误的数据采集技术而永远存在，这样，那些没有事实支持的未被证实的预言也将被保持下来。

　　米歇尔·谢尔蒙（1977）花了40年的时间，挖掘对焰火、预言、UFO、外星人绑架这些现象的合理解释和大屠杀的否定证据，他从怀疑者和科学家那里收集了一些看法，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灵媒预言者和继续接受那些没有根据的声称。他认为，这些信仰渊于缺乏教育和批判思维、宗教的兴衰、邪教的兴起、电视的流行、素质差的父母和不称职的教师、以及极端的无知。谢尔蒙认为，我们的文化难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不管信仰的来源如何，由于其具有安慰作用，使许多人容易接受。

　　预言者可以提供心理上的安慰。知道将发生什么比不确定更有味道，对那些孤独、迷惑或焦虑的人来说，哪怕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电话，但知道生命答案的安慰也是很有诱惑力的。灵媒事先告诉你未来是什么样的，而科学家仍在沉思过去；灵媒说他们可以帮助顾客为未来做准备，而科学家只能帮助人们处理今天的问题；灵媒通过提供肯定、简单的答案来减少不确定性，而科学家经常提出许多问题。当今，只要付出每分种3.95美元的价格，就能知道未来的答案。

　　灵媒不仅能为永久的麻烦和问题提供解决途径，而且他们还能为混乱的情况提供一种应付指令。这种指令来自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预测和准备。吉罗维奇解析说，这种对秩序的幻想和理解也许来自先天的预感力和进化过程，这种发现的型式和随之而来的预测考虑了技术的前进和进步。他描述了一个抗菌法概念，医生在对孕妇进行剖腹产以后，要用抗菌法防止感染；同样地，达尔文对雀鸣禽科进行不同种间亲缘关系的调查，导致进化模型和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然而，即使导致错误的结果，人类仍在继续搜寻这种模式。儿童发现月球上有个男人，成人把迪斯尼电影的背景看成是龌龊的画面。生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试图解释我们的寻找模式偏好，这意味着建立联系、进行分类和建立秩序是人类的本质。

　　艾瑞克古德（2000）在他的书《异常信仰：社会学导言》中认为，人们相信预言者的无聊预言有几种原因。首先，预言者的预言可能是戏剧性的和娱乐性的，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比更是如此；第二，许多对未来的预言古时候就有，只是一种持续表现，是人类对日常的希望和恐惧的反应；第三，许多预言者希望成为反面的精英人物。科学真理要求受过教育的有见识的人才能作出解释，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声称是灵媒。最后，许多人因成为预言者而得到了好处，有时甚至可以积累自己的声望和财富。

　　根据杰夫瑞第尼对占星术的调查（1986、1987，2001年被塔瑞斯引用），部分持久吸引人的伪科学预言，与两类不同疑问有关，即“它起作用吗？”和“它是真的吗？”因此，基于占星术的预言经常让人们感到安慰：换句话说，它“起作用”。但是，占星预言成为事实并不比偶然言中的几率高。例如，美国地理调查曾查证过占星者、灵媒和业余地理学者声称的预测地震的能力，这些人的准确率甚至比随意猜测的几率还低。

　　对预言者的怀疑方法

　　为了避免预言者的欺骗我们能做什么？怀疑者具有一种健康的品质，它很容易转变为一种特有的犬儒主义和一种“不去相信”的态度。那么，我们如何从不可能中区分可能呢？有四种方法：首先，我们必须理解经验所及的有限性，科学研究和预测值得尊重，但不是无疑问地接受。科学家能从数据中归纳到什么程度？基于经验发现的结论是科学事业的有价值的部分，超出科学发现太远的判断就应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就要问，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用给定的研究方法、主体样本的本质所能得出的。总之，研究中运用的所有步骤都可以用来对未来预测进行批判性地思考。

　　用来评估预测的第二种方法是，检查其基本方面。在科学中，一次研究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可以重复（概念和方法）就提供了更加肯定的基础。在行为科学中，人口抽样在作出准确预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些希望预测政治选举结果的公司，一般从100万人口中抽取1500人作为样本，问题的关键是，这1500人要能代表民意测验所描述的人口。因此，如果不是科学的抽样，即使调查10万人也可能或不能说明被研究的人口，尽管样本的规模很大。

　　有的预言含盖一个漫长的时期，我们必须等待10年的时间去看一个预言能否实现吗？并不需要。在许多情况下，怀疑者可以用一些基本的准则和标志合理地审视，当所预言的时间临近时，一项预言是否可能发生。但是，用这种技术时，这些基准和标志一定要在预言期之前确定。人类具有惊人的发现证据的能力，以证明预期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曲解现实的能力远胜过我们这种发现趋势的能力。在一项潜意识说服的研究中，托尼.普拉特卡尼司发现，一些人听到他们所思考的事情时，有一种滴管效应，即尽管他们衡量的尺度没有变化，但他们遗失了一些重要的证据（1992）。

　　最后，预警就是预先武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意识到一些错误和偏见，可以避免“先入为主”，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反击无数的预言者的声称。

　　对于科学做出的进步，我们给予极大的敬仰。但是，我们在接受科学家给出的证据的过程中也要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就像对待伪科学者给出的声称和建议一样。怀疑思维在审查证据时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判断可能带有倾向性，质疑我们的推测，以及不要过分简单化。假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在未来的岁月中可能改变，知道错误的信仰是怎样产生的远比排除一些错误的信仰重要（尽管这也有好处并肯定很幽默）。为了更好地反对一些错误的信仰，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方法，通过这样做，避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明显的被误导。而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的经验进行思考，质疑我们的信仰系统，容忍那些模糊和不确定的事物，对自己赞同的结论进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