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报系：新世纪中国的三个大趋势

　　人民日报社论

　　人民日报：学术庸俗化，当止

　　近来学术界很热闹，一会儿是“北京人”头盖骨去向的追寻和众说纷纭，一会儿是某大学教授的论著真伪和任职资格被质疑，一会儿又是专家学者出面讨论红学及国学研究准

　　比如，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成立的“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被一些媒体在显著版面显著位置作为显著新闻刊播。以至于“北京人”的头盖骨在失踪了60多年后，终于著名到连北京胡同里几个蹬三轮的大爷也在探讨：“谁的头丢了？”

　　人民日报五环谱：千日悬念期待奥运吉祥物

　　从申办奥运到主办奥运，其实就是一个悬念层出不穷的过程。4年前的“7·13”之夜，当萨马兰奇口中说出“北京”，悬念大白，举国欢腾。这之后，大到经济指数、城市规划，小到服饰礼仪、市井生活，无一不与奥运扯上关系，也无一不具悬念。何以如此，因为奥运会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影响与提升作用，早已超越竞技层面，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人们在充满期待之时，自然悬念迭生。

　　人民日报国际论坛:阿翁离世一年巴以和平仍步履蹒跚

　　毋庸讳言，围绕阿拉法特确实有过一些争议。但是，一代伟人阿拉法特毕竟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是“巴勒斯坦民族之魂”。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曾说过，阿拉法特“凝聚和保护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性。作为和平谈判勇敢的创始人，他将永远被人们纪念。

　　人民日报：文化外交润物无声沟通心灵

　　文化外交主要通过对外文化交流体现。近年我国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缤纷灿烂，美不胜收。其中有不少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例如，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2003—2004）；覆盖非洲22个国家的“中华文化非洲行”（2004）；今年10月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成功举办中国文化节；连续多年，我国在海外推出“春节文化品牌”。除了上述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相继挂牌运行，以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开设。

　　海外版望海楼：新世纪中国的三个大趋势

　　不久前，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公布。通读研究这个《建议》，我悟出这样一个观点：从更深层和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和平崛起，有三个必然大趋势。

　　海外版：谁是高捷弊案背后的“有力人士”？

　　高捷弊案已经发生3个月了，检调单位一向以侦调不公开为由，进度缓慢，口风甚紧，不透露半点办案内容。这回传讯陈菊却一切公开，很具体地说明侦询内容，“劳委会”有纵容协助图利的嫌疑，陈菊被列为嫌疑人，涉嫌贪污。

　　华东新闻：冬天来了，房地产也是吗？

　　不知不觉已到秋去冬来时节。虽说今年仍可能是个暖冬，但大幅降温还是挡不住的规律。从年初至今，上海等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一直承受着宏观调控的巨大考验。路透社11月8日报道说，中国70个大城市10月的平均房价比上月仅上涨0．5％，上海则跌了1．2％，看来，房地产业也在悄然入冬了。

　　华南新闻：尊重文化多样性知难行更难

　　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曾说：“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认知，相比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球人迟滞了一步。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直至10多年之后的今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才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而有的大国还是竭力反对这个公约。

　　华南新闻：与国际接轨岂能“拔苗助长”？

　　其实，奔驰、奥迪等豪华车之所以能成为“的士”，与前些年热炒“与国际接轨”有关。当时支持的声音都说，出租车作为城市流动的风景线，被誉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在德国法兰克福与柏林，奔驰出租车遍布大街小巷；在日本东京，丰田、日产是出租车的基准；而韩国汉城则以索纳塔、君爵为主；再看看英国伦敦，奥斯汀老爷车独树一帜，让人明显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几乎在所有的国际大都市中，担当出租车的无一例外是中高档轿车。

　　国际金融报：为什么不能“饶恕富人原罪”？

　　“仇富心理”和“饶恕富人原罪”是个别学者制造出来的假命题，是有意识地为官商勾结、违法乱纪的少数人利益辩护的。先用“富人原罪”，不分合法与非法，把发财致富的所有人都描绘成有这样或那样的“原罪”，然后套用上帝“饶恕原罪”，为少数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进行诡辩，把真正勤劳致富、奉公守法的富人也打入了“原罪”的圈子，压制了勤劳致富的大多数人的发言权，让他们不敢公开声明自己是干净的，因为你要自我表白，就用“原罪”的大帽子压你，抓住你的某些缺点作文章。

　　国际金融报：改革的成本究竟怎么算？

　　从169家中央级国企的情况来看，3521.2亿是一个表面的经济成本数字，其包含着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被磨蚀掉的财富，也包含着腐败成本。在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国企改革造成的人力资源损失，也就是大量人员失业造成的社会财富流失，即学者胡鞍钢所称的“奥肯损失”，这部分损失与流失的国资一起，构成了庞大的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