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官司，越来越近了

　　数年前，“公益官司”对大家来说还是陌生的词汇，如今却再也不陌生了！而打公益官司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向许多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唤醒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法律意识。昨日看到在厦门连续启动“17场绿色食品诉讼”的陈之伟首场官司获胜的消息，笔者不由大声叫好！

　　一直以来，我们的思想被各种各样奇怪的“定向规定”所束缚，很多不合常理的“

　　近几年来，“公益官司”经常见诸报端——他们确实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影响却不容小视。2001年3月19日，乔占祥状告铁道部，认为春运涨价未经国务院批准，未组织价格听证会，侵害乘客合法权益。结果自然是他明知的败诉，但却推动了2002年春运票价浮动的听证。2003年7月30日，《中国工商报》记者喻山澜因牡丹交通卡丢失，到当地一工商银行储蓄所缴纳了100元补卡费，办理了补卡手续。2004年4月，喻山澜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工商银行和该储蓄所告上法院，直到今年初，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决工行北京支行退还喻山澜补办牡丹卡多付出的69.2元及利息。这一判决，使多年来工行向北京300余万名司机收取高额补卡费的做法画上句号。

　　类似的公益诉讼，难道“发难者”是为钱为名吗？显然不是！乔占祥用了两年的时间得到了他明知要败诉的结果，而喻山澜更是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取回本属于自己的69.2元，可见是多么的“入不敷出”。同样，在深圳、广州因打公益官司出名的陈之伟，和铁通打官司，只赢了两分钱。昨日他和某大型商场的官司中，也只是要讨回原有货物的价钱，没有另外索赔。可以看出，陈之伟打公益官司，是“赔钱赚吆喝”。

　　正是有了他们这样的人，平民百姓的利益不再被忽视，违规操作的生产不再被漠视，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再被“小视”。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才实践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与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对簿公堂，其意义已经超出输赢本身，它让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得到了最起码的尊重，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将唤起更多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战。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专家杨立新透露：目前我国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启动，其中就要将公益诉讼纳进去。检察院、民间机构和个人都将可以向法院提出公益诉讼；或者由普通公民向检察机关检举、告发，检察机关再据此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诉讼。

　　看来，公益诉讼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官陂(来源：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