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只能靠加班，3天只睡6小时，10月28日，年仅30岁的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民工何春梅在说了声“太累了”之后，倒在下班的路上再也没有醒来。“过劳死”已成影响民工生命健康的大敌。据广东省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76.3％的民工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而生活成本却达每月500元，挣钱只能靠加班，52.4％的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
按照国际上给出的普遍定义，“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从上述定义中，我们不难找出民工何春梅突然死亡的原因。然而仅仅把死因归结为不堪重负的加班工作，未免太简单武断了。
与频频曝出的民工过劳死新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数不少的基层官员不在状态的丑闻。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近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市长臧胜业厉声痛斥六大“机关病”：恋旧病、恋高病、推诿病、争利病、漂浮病、享受病。在海南省，一份表扬援藏干部的文件有关部门2002年初就拟出了，经过两年半时间才“旅行”到省长卫留成手中，引发了卫省长对“机关病”的重点整肃。有专家对不少地方普遍存在的公务员不在状态问题进行把脉问诊，总结概括为两种病——“麻木症”和“不作为症”。某些机关人员往往是上班一坐，电脑一开，就忙着在股市搏击、网上冲浪、聊天交友去了；遇到事情，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直至该事石沉大海。我们虽然无法在民工“过劳死”与官员“闲得慌”之间简单画等号，但后者是前者的诱因，却不容置疑。
违反《劳动法》的加班加点现象大面积蔓延，民工薪酬过低而过劳死现象不断增多，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令人心忧的事实——地方政府及执法部门并没有认真履行其法定职责。正是他们的“不在状态”，引发了监管缺席、执法缺位和民工权益的缺失，导致了过劳死这种“劳动灾害”的频频发生。如果广东省各级劳动执法人员把何春梅看成是自己的姐妹，他们是否还会对“52.4％的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无动于衷？如果地方政府官员将何春梅们视作亲人，不知他们是否还会对“民工月工资12年提高68元”而熟视无睹？“杀”死何春梅的，不只是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只是黑心老板的肆意压榨，还有劳动部门渎职与冷漠。
一朵鲜艳生命之花的殒落，弥散的悲情永远难以化开。民工何春梅之死，给一些劳动权益“重灾区”敲响了警钟。只有让劳动部门和执法人员充分“忙”起来，《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广大民工充分享有休息权，更多的何春梅们才不会被“累”死。在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有关部门必须将那些“闲得慌”的不作为官员逐出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