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文史小品）

　　刘荣升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是孔子晚年的学生有子说的，原话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句话较长，这里仅以“和为贵”论之。

　　自古以来，为《论语》作注者很多，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和为贵”的“和”就是“事之中节者”，即恰当、恰到好处（此说有一定道理）；有的认为，“和为贵”就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平，和气、和谐为贵、为先、为重；还有的认为，礼的运用，要和缓从容，才算得上最高境界。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阐述。但我更赞赏宋代大儒朱熹的观点。他在《论语集注》中注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为贵。”由是观之，完整意义上的“和为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自然和顺与从容不迫。其余可视为这两个方面的衍生义。

　　古人喜欢讲天道，或称天之道。何为天之道？最大的天道就是自然。人们做事一定要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表达自然，印证自然，力戒逆天违道，为所欲为，要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无处不在的，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要继承传统，师法造化。初学写字，必先由传统入手，待将传统技法圆熟于心手之后，再去创新，再求其自家面目，这样才能水到渠成，纯真自然。为艺如此，为人处事亦无不如此。与朋友交游，与尊者长者及属下相处，其言其行都要出自于本心，明心见性，不能矫揉造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自然大方，无狎无谄，行止得体，不失风范。如果处卑谄上，处尊倨下或是过分谦卑，懦弱过度，都有悖于自然之理。循自然之理，当然要从容不迫。从容不迫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做人应有的一种气度。它要求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沉着镇静，宠辱不惊。当年赵国蔺相如使秦，智斗秦王，使完璧归赵，是从容不迫；晏子使楚，出“橘生淮南”之论，不辱使命，是从容不迫；魏征直言谏君，颜真卿大义殉节是从容不迫；刘禹锡因诗遭贬，仍潇洒高唱“前度刘郎今又来”；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左迁天南地北，但总难掩才情泉涌，气冲斗牛；寇准一生四落四起，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都为从容不迫作了最好的注脚。这种精神与气度，没有顺其自然、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做不到的。

　　总而言之，不管伟人凡人，他们身上的这种态度和精神都是“和为贵”的体现，集中构成了“和为贵”命题的重要支柱。说到这里，“和为贵”的义旨就不言自明了，它首先是自然和从容不迫，在这个基础上才理解为和气、和平、和谐等，也惟其如此，这几个方面的“和”才有坚实而牢固的基础，才能真正的“贵”起来。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2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