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老生常谈中的发现与问题——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

　　编者按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亚洲人民对小泉8月15日的反省历史讲话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小泉在10月17日再次参拜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表示，小泉此举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小泉必须承担破坏中日关系的历史责任。此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所著《100个理由——给日

　　两个民族心理积淀上的探寻

　　记者:胡平先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这本书？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置舆论于不顾，再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平:中日问题表面上好像很热闹，学界、政界一直在谈论，历史与现实的一些具体的事件也常常令国人血脉贲张，但这些年来始终少见全方位地对中日两个民族的特性、中日关系的形成、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做一个明晰的清理。文化血脉上相融最深、历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路径上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厮杀最烈、摩擦最频、阻隔最远，彼此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着猜疑与警觉……在人类发展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

　　《100个理由》一书的写作就想在这方面作些思考，尤其想在从文化上，特别是在两个民族的心理积淀上有所探寻。如果说，如同怎样对待中国一直是大和民族过不去的一道心理门槛，这几十年来如何看待日本，也一直是中国人解不开的一个心结，我这本书就是想打开这个结。

　　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是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才重新参拜的。其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始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历来都有日本首相参拜。中曾根是战后第一个以首相身份进行公式参拜的首相，所谓公式参拜，就是所花费用全部由国家报销，用的是国民的税钱。这以前的历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公式参拜的，除了中曾根，还有就是当今的小泉纯一郎。

　　在对于侵华战争的道歉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就这样做了。其中主要的有:《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日，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湿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人，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将无不动容……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平和、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与日本的差别说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自诩自醉为“圣战”的历史。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无论是早年被中国人视为引来碧水清渠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还是时下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他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政治家的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历届首相们还只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逢迎一个旧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常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备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园，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么？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中国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国土上曾经发生的种种罪孽做过全民族性的反省么？一轮轮的“迫害者”，对一茬茬的“受害者”有过哪怕是口头上的谢罪么？

　　至今为止，其实不要说反省、谢罪，在历史龟裂的河床上，它们有很多还只是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才是让日本对侵华行径认罪的途径

　　记者:您从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

　　胡平:在这里只能择其主要说说:

　　第一，对日本民族特性的深层次分析。这方面虽然有一些著作，比如早年周作人、戴季陶等人都有对日本进行研究的著作，但我认为，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特性还是不甚了然。从文化的角度，通过考察日本的历史，并通过与德国纳粹历史的比较，我发现，日本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扩张”的因子，这种因子并不止少数军国主义者所特有。一旦变成了现实，便表现为一个举国从上到下的“共犯结构”。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对这个问题的解读长期模糊不清；同样，我们对大和民族的优点也多有忽视，比如，以“非亲属集团”为骨架的社会结构，由此决定的日本人的忠诚、坚韧、秩序感、荣誉感，以及其文化的精致性，对民族文化的精心保存等。

　　第二，我们民族自身的问题。这方面太应该引起国人深思了。比如追随明治维新而起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其结果导致的仍然是我们民族长期的封闭、落后，在日本却迥然是另一番气象；在当今社会里一些实为“政治秀”的伪“爱国主义”也很值得分析。再有刚刚我们纪念了60周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往往颂扬其正义性、不朽性，却漠视其悲壮性，乃至悲剧性。在那场战争中，小小的岛国的确是做到了全民“玉碎”，一度占领了半个西太平洋地区，而在中国可谓汉奸如毛，降军如潮，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我们的必胜实为险胜。

　　在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为什么那么猖獗？日本政府为什么对战争的认识始终含糊其辞？这与我们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清算不力不无关系。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保守统计，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军队方面为321余万人，民众方面为2000余万人，约是犹太人被害人数600万的三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十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的侵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中国人也从未像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暴露于世界面前！

　　第三，要使日本对“二战”中的侵华行径认罪，我以为可能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中国与日本再打一场战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日本彻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变得老实起来。虽然此岸有“愤青”们在网上排兵布阵，横刀跃马，直嚷着要杀过东京湾去，彼岸也有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但中日之间再燃战火，肯定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此说只能作罢。

　　二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便成了唯一的途径。若强大只意味GDP总量的增长，比起亚洲、非洲不少国家，中国肯定强大无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国也强大无疑。但若要日本惊慑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必须与日本比。恰恰是在与日本的比较上，中国的强大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仅说一个例子——

　　日本的许多产品驰名世界，如入无人之境:丰田、尼桑、日产、五十铃、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西铁城、精工、本田、铃木、雅马哈……即使在这十余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与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也有着强劲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而在这十余年中国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之中，中国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个是海尔，据说是打进了美国市场，在日本市场上却没看到。今天，遍及许多国家的中国商品都是没有品牌的大路货，在日本市场上总是和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商品摆放在一起……

　　这还是一个小的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国其实面临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如何打开国人的“心结”

　　记者:您发现的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大约就形成了您所说的国人视日本的“心结”，那您是如何打开这些“结”的呢？

　　胡平:我提出这些被国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回避的问题，就是要让国人知道——

　　倘若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能像犹太民族一样自强自重，不屈不挠，像俄罗斯一样从政府到民间都如珍惜眼睛一样珍惜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丰沛动力；

　　倘若中国青年在若干有关民族尊严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韩国民众一样做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学生今天游行扔石子砸美国大使馆，次日在使馆门口排队等签证的学生却比满地的石子还多……

　　那么，日本打量中国的眼光将一定会少些狡黠、虚与委蛇的东西。

　　唯有在一个正视历史并以历史为镜的国家面前，一个在历史上销赃灭迹的国家，最终才有可能在道德上自惭形秽。

　　既要谴责日本，更要与日本和平相处

　　记者:您在书中很清晰地揭示出中日两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纠葛性，那您将中日关系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内呢？或者说，中国和日本的未来在哪里？

　　胡平:窃以为，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及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来看，中日两国大概不可能友好，却必须和平相处，两国各自都有许多令人头痛的难题需要解决。对日本来说，如何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日益激烈的摩擦、冲突，并卸下亚洲国家对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但在物质上强大，也在精神上强大，不但在制度上先进，也在文化上先进，而不像当今这样被许多外国人也被本国的有识之士视为一个跛脚的、孤独的二流大国。

　　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面临着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要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还必须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东亚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海龟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浪里、似乎总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国当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现实、又有着最深用心的图谋，却可能来自岛内，也可能来自岛外——即促使两国民族主义过激反应，在很多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转移中国的注意力，加重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大大迟缓或停顿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本报记者　陈美华　通讯员　阳继波

　　图:

　　《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　胡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屠杀(油画)　李自健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