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专家罗国安

　　罗国安，三级警监，59岁的他有着38年的刑侦工作经历。他21岁开始在新疆阿克苏公安局刑事侦查部门从事痕迹、照相专业工作。曾任宁波市人民警察学校副校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现为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是宁波市公安系统惟一被省公安厅评聘的刑侦专家。

　　新手破了个大案子

　　罗国安有21本被他视为宝贝的破案手记，它记载的前几百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新疆，后面近千个故事则发生在我们宁波。

　　1963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罗国安告别了宁波，报名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到了遍地是沙漠和戈壁的南疆阿克苏垦区，成为一名屯垦守边的兵团战士。他在那里一待就是18年。

　　1976年，罗国安还只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安局痕迹检验专业的一名新手。那年冬天，因为一起案件，使他在当地的刑侦同行中名声大振。

　　尽管已经过去快30年了，罗国安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一天，阿克苏地区下着漫天大雪，罗国安奉命去勘察一个凶杀现场。由于下过大雪，再加上凶手有意识的破坏，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正当侦查人员感到绝望时，细心的罗国安在尸体的背部发现了一个肉眼很难发现的鞋印。这个鞋印的图案不同于一般鞋子，而是如车轮般的双道式压痕。

　　好熟悉的脚印！罗国安的心头猛地一震，因为他突然想到刚才就在现场的雪地上看到过同样的鞋印。但这脚印可是一起参加现场勘察的同行留下的。罗国安没有声张，他不动声色地观察起来，发现同在现场的也在刑侦系统工作的杨某在雪地里踩出的鞋印和尸体背上的痕迹相吻合。

　　罗国安将他发现的线索迅速汇报给了上级领导。在只有几个领导组成的小范围案情分析会上，有人提出了怀疑，罗国安还是个痕迹检验专业的新手，会不会是他经验不足而搞错了，因为对方可是个出色的刑警，似乎没有作案的动机和可能呀。但罗国安没有动摇，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经过调查、侦查发现，同样的鞋子在当地只有两双，其中的一双就是杨某的，而能够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只能是他。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后，上级派罗国安对杨某进行了旁敲侧击式的盘问，初出茅庐的罗国安让自以为百密而无一疏的杨某很是不屑：“你查我？还太嫩了点吧！”

　　就是这个还“嫩”着的罗国安，最终让杨某认了罪。原来，他是和情敌争吵时不慎用石头将对方砸死的。作为刑警，他当然知道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暴露自己的罪行，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清理了现场，并将凶器销毁。但没想到那浅浅的鞋印竟然没有逃过罗国安的眼睛。

　　从一只口罩上找到突破口

　　“犯罪分子不论多狡猾，还是会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的。因此，刑事案件的现场勘察一定要细而又细，不能漏过一个死角。”这是罗国安多年工作得出的一条经验。

　　2000年夏天，宁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从诸多迹象判断，凶手与受害者是同一村的。这个案件的调查范围并不大，如果能从犯罪现场提取到可以进行同一认定的痕迹物证，顺利侦破这起案件的难度似乎就不大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案件陷入了僵局，因为现场没有发现有用的痕迹。当地警方只好请侦破专家罗国安出马了。

　　现场确实破坏得很彻底，许多东西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面上，看来犯罪分子是精心破坏了现场，罗国安明白，自己遇到对手了。罗国安几次进入现场，静心静气地仔细观察起来。当时正值炎热的高温天气，现场不能开电风扇，汗水直往外冒，他还是在现场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突然，一只白色的口罩进入了他的视线。这只口罩，其他勘察人员也曾看到过，但都以为是死者家里的东西，但罗国安却对它产生了兴趣，因为这只口罩是新的：“这么炎热的天，口罩应该放在抽屉之类的地方的，而不应该放在这里的，会不会是案犯留下的？”职业敏感告诉他，假如这是案犯作案时戴过的口罩，那一定会留下生物痕迹，也就是DNA。

　　当时，DNA检测在宁波市公安系统刚刚开始使用，检验还仅仅限于毛发、精液、血液等。罗国安找到这只口罩后，立即请实验室进行研究，拓宽DNA的检测范围。几天后，技术人员成功地从口罩上提取到了DNA，并且确认使用这只口罩的不是受害人。刑警根据案犯留在口罩上的DNA，在村里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嫌犯交代，因为和受害人是同一个村庄的，生怕被人认出，所以才在作案时特意戴了口罩。谁知道，就是这只口罩，让他露出了马脚。

　　2001年1月4日，鄞州东吴发生一起父子被杀的抢劫杀人案件。尽管刑侦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凶手遗留的血手套、鞋印等物证，但还是没有找到能够认定同一的痕迹。难题又摆在了罗国安的面前。

　　和往常一样，罗国安在勘察完现场后，独自一人静静地思索起来。过了许久，大家看到他离开现场，到村庄里“逛”了起来。他一个人慢慢地徒步走过小巷、草地，爬上了一座山坡，一双眼睛始终在上下左右地搜寻着。最后，罗国安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块草地上，草丛中露出的一抹米黄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双丝袜。在常人看来，村外草丛中这样的丢弃物品实在太多，也太不起眼了。但对罗国安来说却是如获至宝。因为，他在对受害人的尸体观察时，在他们的头颈部发现有被弹性的带状物品勒过的痕迹，这双丝袜他当然不能放过了。他又扩大搜索范围，在草地和树枝上找到了3双女式丝袜，技术人员从丝袜上提取了3名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痕迹。

　　这一发现，让案件很快告破，3个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嫌犯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落网后，一直在问刑警是怎样发现他们的，刑警只是告诉他们“你们遇到高手了”。

　　罗国安说，现场勘察不能拘泥于简单提取物证，还应该多听多看，综合案件的多方面因素，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他说：“侦破一件案子，法医华生和侦探福尔摩斯几乎一样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就像踢一场足球，任何人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比赛的失败。”在接受采访时，他反复提到他所破的案子靠的都是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万万不能出现差错

　　“刑事勘察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细而又细，万万不能出现差错。”罗国安平时话不多，可这句话总被他挂在嘴边。

　　2002年1月5日，奉化大桥花园新村发生一起凶杀案。案发现场一片混乱，死者的身上有多处伤痕，大部分人都判定这是一起凶杀案。

　　罗国安赶到后发现，现场在卫生间，因此可以排除死者是在熟睡时突然遭遇袭击的可能。既然这样，根据伤痕判断，如果有人对死者加害，双方应该有激烈的搏斗过程。但他发现，尽管现场血迹很多，但大多在地面，而在墙壁等高处却没留下血迹，这就说明死者生前并没有过大的动作，而且在她的膝盖上发现有大量碎瓷片嵌入，和现场被打碎的抽水马桶瓷片一致。根据这些情况，罗国安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案。

　　“当时已经圈定了一个‘嫌犯’，不少同志对我提出的自杀假设似乎并不赞同。”不过，罗国安坚信证据会说话。他走访了死者的家人，了解到了死者生前一直有自残的习惯。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省公安厅专家的两次复勘，警方最后确认罗国安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还了“嫌犯”一个清白。

　　在罗国安看来，痕迹检验鉴定书是出不得任何错的。“它关系到罪与非罪，甚至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鉴定书中的一句话就能给一个人带来天差地别的结果。”因此，每次下结论前，他都要在实验室里反反复复做检测。

　　在过去38年的刑警生涯中，罗国安用刑事科学纠正了别人的许多错误。其中一起，关系到某部队仓库的负责人。当年，该部队发现仓库里的军用配件被盗，部队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起监守自盗的案件，对仓库的负责人采取了措施，但当事人却坚决不承认。部队就向他这个破案高手发出了协助破案的邀请。

　　罗国安接手案件以后，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因为，他明白，盗窃军用物资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因此，要对当事人负责。在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后，他从一个遗留在现场的不起眼的物证中，排除了当事人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并且确定这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案件侦破后，部队的领导对罗国安高超的破案水平表示钦佩。

　　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

　　罗国安在全省刑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这同时也意味着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量。现在，凡是宁波的重大凶杀案或者是其他大型系列案件的犯罪现场，都会有罗国安的身影。

　　这样的忙碌有时会把人累趴下的。有一次，罗国安和同事一连去了3个现场，都是凶杀案，先是在鄞州，接着又赶到余姚，最后去了象山。晚上9点，他在余姚的山上，得知象山出了命案后，便连夜下山赶路。在当地边防的帮助下坐船到象山，等赶到案发地时，天都快亮了。

　　尽管一天一夜没有合过眼，罗国安和法医只在茅草堆里睡了10分钟，然后又开始工作了。

　　他告诉记者，当刑警需要有好的体力，现在我已经59岁了，有的时候真觉得很累，可是对于一名刑警来说，案子就是命令。

　　罗国安很疲惫，但为了破获10年前绿洲珠宝行持枪抢劫案，他从去年1月开始就没有好好休息过。记者采访他时，他正一头扎在资料堆里，记者问他：“整天面对这黑白两色的痕迹纹线是不是很枯燥？”他的回答是：“不，在我眼里却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它带来的是破案线索。”

　　去年1月22日，大年初一的凌晨，诸暨市发生百货公司珠宝柜台抢劫案。罗国安马上联想到自己手头正在侦破的案子。接到命令的他匆忙赶到诸暨市，事实证实了他最初的猜测：这起案件与宁波1995年12月6日发生的绿洲珠宝商行持枪抢劫案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从那天开始，罗国安在诸暨整整待了70天，其间他“出差”宁波3次，只有一次因“实在过意不去”回了趟家。

　　有人问他：“你这样干会不会崩溃？”他笑着回答：“当刑警的永远不会崩溃，要不然世上就没有刑警了。”然而，压力时刻伴随着这位38年警龄的老刑警，这种压力来自社会，也来自于家庭。罗国安7岁的小外孙女问外婆：“外公去哪了，为什么老不回家？”外婆告诉她在破案子。于是小外孙女对偶尔回家的外公说：“外公，你怎么这么笨，案子还没破啊！”罗国安说起这个趣事的时候是带着笑容的，可是小外孙女的童言无忌还是让他感到了压力。

　　尽管在外赢得了无数赞誉，但家人却是罗国安不忍触动的“软肋”。每每说起老婆和女儿，他总是有太多的愧疚：“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在她们身上，我付出的实在是太少了。”罗国安回忆道，当时在新疆，由于工作太忙，不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女儿老受一些调皮的孩子的欺负。“所以我对女婿的‘审查’很严格，幸亏女儿也挑了一名警察，这下就用不着我操心了。”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笑容。

　　在罗国安的手机背面，贴着一个小女孩的大头贴。“这是我外孙女，怎么样，可爱吧？”一向沉稳的罗国安此时露出了孩童般纯真的笑容，似乎只有在此刻，他才能稍稍减轻内心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