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耄耋仍葆年轻的心(图)

　　国学大师文怀沙。《大河报》

　　文怀沙先生主编的《隋唐文明》。

　　1998年春，文怀沙先生漫步在美国耶鲁大学。《每日新报》特别提示

　　国学大师文怀沙又一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竟以超人的精力，发出宏愿，主编《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六朝文明》《隋唐文明》（下简称四大文明）。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隋唐文明》率先出版，整整百卷，洋洋6000多万字，无不闪耀着国学大师智慧的光华。

　　最近，记者借在北京开会的机会，拜访了这位闻名中外的国学大师。飘拂的美髯，睿智的目光，敏捷的思维，飞扬的神采，充满智慧风趣的谈话，分明使我们感受到———

　　楚辞泰斗

　　文怀沙1910年生在北京，祖籍湖南，少年时就聪慧过人，十二岁便能背诵《离骚》。青年时代受业章门，私淑太炎先生，18岁担任国立女师教授。文怀沙的道德文章与年龄一样与日俱长，经史百家，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精，学业以至延伸到佛学、红学、医学音律、戏剧、书法金石、书画鉴赏等领域。其中尤以楚辞研究为长，成为学术上的一座高峰。

　　“二战”以后，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大会创作了油画《和平鸽》。1953年，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斯、古巴作家马蒂等四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和平大会。时值诞生不久的新中国，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负责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在一个月就写出了《屈原集》，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随后，《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以及《宝学概论》《离骚流韵》《楚辞今读》如涌泉般源源不绝，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古典文学专家瞿蜕园老先生评价云：文怀沙与郭沫若、游国恩三人，在楚辞研究领域中三足鼎立，超过了两千年的研究成绩。

　　活着的屈原

　　文怀沙学识渊博，才华超群，他研究屈原，更像屈原，为人秉性正真，纯真质朴，言出行随，表里清澈，坦率得像孩子，被人们称为“活屈原”。

　　抗日战争期间，文怀沙反对独裁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官僚统治，文章触及时忌，在皖南被关进监狱，出狱后思想愈发激进，无论出入酒肆茶馆，当众放言无惮，性格简直变得像骂座的西汉灌夫。在南社就很欣赏文怀沙才华的柳亚子，知道后非常担忧。写诗赠文怀沙相劝，诗曰：

　　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

　　诗中的“希文”即名闻千古的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字，柳亚子希望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与乐，而且要沉着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寥寥28个字，寄托了柳亚老对当代屈原精神的继承者———文怀沙的不尽深情。

　　文士不可有傲气，但决不可有傲骨，屈原如此，文子亦是。十年浩劫中，文怀沙被关在临汾监狱。有一天，江青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文怀沙，授意李某对文怀沙劝降，明确表示：只要写了悔改书，不仅个人可以获得自由，连插队的孩子也能回到北京，并能安排个好工作。李某为了完成任务，特地请文老年过九旬的母亲一道来劝降，以为母亲的眼泪一定能达到劝降的目的。

　　这位老太太与儿子单独见面时，问儿子：“你究竟愿不愿意写悔改书？”“按照我的心愿，我是不愿写的………”

　　“好，你是我的儿子！”没等文怀沙说完，老太太就把腿一拍，说：“我们在外面，吃什么苦都认了。你在这里，他们想枪毙你，你也跑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装病。”

　　“好，你放心吧，娘，我不会写的。”深明大义的老太太，虽然没有读过《离骚》，但却具有如此高风亮节，使人想起了徐母骂曹的故事。随后，文怀沙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出了一首七绝诗以明志：供奉李公衔女士命招抚，诗以报之：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这首七绝，不仅表明了九死不悔的气节，而且巧妙地运用了藏锋格，痛骂了江青。诗中每句的第六个字，连起来读就是“龟主江青”四字。这当然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在那种令人窒息的高压下敢于抗争的铮铮傲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文怀沙就是用屈原精神捍卫自己崇高信念和忠贞。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姚文元当时看到这首诗，说了句“反动透顶”，随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文老死刑缓期执行。幸亏“四人帮”垮台，否则文怀沙就成了屈原第二。

　　谈起这些往事，文老坦然地说：“招降者分明估计了我是条完整无缺的狗，但太遗憾了。母亲没有让我从胎里带来这些东西，屈原杜绝了我这炎黄子孙出现的‘返祖现象’。我非豪杰英雄，非不乞摇，而是无尾乞摇耳。”

　　老作家黄药眠对文怀沙的铮铮傲骨深为感动，题赠七绝一首赞之：

　　唯唯诺诺乱呼天，一士沉吟敢直言；十载缧绁休未得，深情一往唱屈原。

　　寥寥数语，字字诚挚，生动逼真地描绘出文老矢志不渝的执著追求和崇高气节。

　　宽广的胸怀

　　文怀沙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满腹经纶，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他一代大师的宽广胸怀。对年轻的后学总是关爱备至。上海新闻界曾经与文老发生的一件“公案”，至今还是人们传颂的一段佳话。

　　1986年秋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马学鸿在电台库房的故纸堆中清理旧节目，突然发现了文怀沙50年代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大录音磁带，顿时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早在二三十年前，对文学特别是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的马学鸿就常从电台中收听文怀沙教授讲解和吟咏古诗词的节目，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沉郁苍凉的韵律，把马学鸿带入古典诗词中那种深沉典雅令人神往的境界。遗憾的是，从那以后，这30年漫长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能够从电台中听到如此精辟的讲解和摇人魂魄的吟咏了，仿佛成了人间绝唱。

　　译解古典诗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注重训诂、阐述义理的往往传递不出原诗的情感神韵；注重情致、讲究文采的又常常文过其意，神貌分离。读过文怀沙教授的屈原诗歌今绎的人，无不钦佩他探幽发微、钩玄提要的眼光和学力，更无不叹服他把两千多年前深奥奇僻佶聱难懂的古代楚语，化为激情澎湃文采灿然的现代诗体的才华。像一个饥饿到极点的人突然获得了美食一样，马学鸿对于他这故纸堆中的无意发现，兴奋得心都颤抖起来了。他万分庆幸他的这一发现，他更想把这一珍贵的发现，连同他的喜悦一起播出，让更多的广播听众来共同分享。他把这盘珍贵的录音，制成盒式带，编成节目。节目编好后，他准备写个按语。这“按语”应当怎样介绍作者呢？他也曾向周围的同仁们探询过，不少人听说过先生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多年来没有信息，早已作古了。马学鸿犯了传媒人的一个大忌，贸然就在文教授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

　　节目在10月5日早晨播出，立即引起国内外的震动，海内外的唁电、电话雪片飞来，文怀沙教授在上海的老哥哥尢为震惊。这位八旬老翁当即赶到电台去进行质问，情绪激动，甚至发了脾气。

　　当然，最为震惊的还是上海广播电台，特别是文艺编辑马学鸿，他深深地陷入了震惊、惶恐之中。这个朴实敦厚的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对文教授的一片纯真热爱之情，竟然化作荒诞的有害之箭，伤害了他向来最为崇敬的师长，蒙骗了热心的听众，也给电台和他本人惹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正当他陷于极度惶恐而无以自拔之际，一封来自北京的书信寄到了他的手中。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了那信封上写着“文缄”的信，只见那信上写道：

　　连文先生：恐怕只有《诗经•邶风》中的两句才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死生契润，与子成悦！”当你知道我还活着，你一定很高兴。我很想见到你，但你未必有一个离休老人的自由自在，所以我来上海比较合适。我尚顽健，既老不衰！

　　我那老兄为你们写的报道大生气，这使我啼笑皆非。我担心你会因我受损，所以给贵报编辑写了一信，下笔不能休。请你看看，只要我那信不会更使你受损，即请代为转陈。

　　马学鸿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他急忙展开了那封装在同一信封中的给广播电台总编辑的信纸，只见上面写道：

　　总编辑同志惠鉴：

　　先哲云：“为人类造福者往往生活在毁谤之中。”鄙人自愧平生碌碌无足称者，当然更不敢自诩什么“为人造福”，但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居然也生活在毁谤和诬蔑之中，真是意外殊荣！关于我“已故”的传言，恐怕算不上“新闻”，盖由来久矣。早在“文革”初期，就听说国外电台曾相继报道我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打倒“四人帮”后，也有日本朋友向我家人致唁者。所以贵报报道中以为“已故”，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无稽之谈，乃是出于疏忽、不加核对地以讹传讹，毛病出在“轻信”……

　　你们短短的几行报道，使我感受到的是来自执笔者“慎终追远”式的温暖，而本月五六日晨昏两度播放鄙人“生前”录音，则充分表达了上海台对“已故”之文某的厚爱。对待这种不虞之誉，我在愧领之余，应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家兄年已八旬，人老了，有些糊涂，容易激动。他虽笃于友爱，却并不了解我的心情。他来信说他特地赶到贵报编辑部质询，如此大惊小怪，唐突编辑部诸公，使我闻讯后惶恐不安。他见到朱惠明先生，藉知那几行报道的执笔者为马连文先生，我真要感谢家兄的好心“揭发”，促使我有必要及时写这封信以表达我对贵报和“上海台”有关朋友的敬意。

　　想不到上海台的有关执事者有着惊人的胆识，在“文革”中一定抢救了不少东西，甚至连我旧时为中央台讲课的录音，也被转录了“副本”，使鄙人30年前的“遗响”不绝如缕，竟回荡于当兹盛世。难道我还会对贵报或上海台提抗议不成？那岂不是以怨报德吗？我很庆幸，没有老到糊涂的程度，如屈原所谓“年既老而不衰”……

　　如果贵报领导人愿意尊重鄙人的意见，务请谅解我那位不相识的、或称之为素昧平生的朋友马连文先生，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

　　读到这里，马连文（马连文是怀沙的老兄去电台质询时，电台姑隐学鸿之名而称之）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落到那火一般炽热的书信上面。

　　马学鸿怎能不激动呢！自从这事件发生以后，他一直处在一种深深地自责之中，惶愧不可终日。惶恐地等待着更为严厉的指责单位领导的批评。可哪里能够想到，这受到他损伤的国学大师，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主动写信安慰他，并且写信给单位的负责同志，为他开脱，为他说项，为他要求谅解？“勿以一眚掩其德”，甚至他还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慎终追远”式的温暖，反而向“马连文”和电台表示感谢。

　　这是一种多么善良仁慈的心肠，多么宽广豁达的胸怀，多么崇高伟大的风格啊！

　　捧着这封火辣辣的书信，马学鸿此刻的心情，又岂止是“感激”二字所能形容？如果说在这以前他所崇敬的只是文怀沙的学识和才华的话，那么现在，他更崇敬的却是文怀沙的为人和品德了。马学鸿深深地懂得：这两者能够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而我们的人类社会中，又是多么需要这种统一体啊！这种伟大的质朴，才是真正的善与美，他总是化无情为有情，把仁慈、温暖、爱和幸福洒向人间，即使他自己在遭受着不公和不幸，也仍然如屈原《九歌》中“披萝带荔”的山鬼一样，以“君思我兮不得闲”的敦厚之心，去体谅、理解和维护对方。这不正是《离骚》的精神吗？

　　青年硬笔书法家庞中华首创的硬笔书法，想出版推广硬笔书法的字帖，跑了几个出版社，无人认可。他拿着厚厚的书稿找到素昧平生的文怀沙，文老一看，连声称好。在他的支持下，庞中华钢笔字帖得以出版，发行量竟突破20万册。

　　文老的弟子李强回忆：1993年，湖南省打算整修岳阳楼，请著名女作家丁玲写《新岳阳楼记》，欲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争辉。为了这件事，丁玲特意找文怀沙先生商量。文老鼓励她：“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原文不过344个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文老微微一笑，道破天机：“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脱胎于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荀子所说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老子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不是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吗？”文老说古论今侃侃而谈：“采用语言，犹如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结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罢了。有什么不能超越的？”丁玲闻言欣然而去。

　　最小的“书”

　　文老今年夏天曾到西安参加一个唐代文化研讨活动，交谈中他突然说：“去年我在西安开会，贵报还报道过。”96岁的高龄，纷繁的事务，众多的媒体追踪，竟然能记得本报对他的报道，一句话使人不得不佩服他超人的记忆力。

　　可以看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经历过漫漫人生的跌宕起伏，国学大师的心态如秋水般的平静。在文老接待客人的“文化沙龙”的墙上，挂着文老书写“正清和”三字的横书，他风趣地说：“这是我写的最小的书，三字‘经’”。说着，他找了张纸，在纸上边写边给我解释：“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旨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他放下笔，阐释说：“正、清、和反对的是邪、浊、戾。”文老站在传统文化的山巅，说古论今，思维极是活跃。

　　为中华民族聚原典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隋唐文化是最辉煌的一页，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显示了极强的穿透力，又在地域上将中华文明播于四邻，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都是空前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与批评、表现与认知等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和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秉承清朝统治者意志的《四库全书》，就是“奴才文化”的代表，对中国古籍中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歪曲、篡改、阉割以至毁灭。基于对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忧患，国学大师文怀沙以耄耋之年，发了宏愿，要编辑“四部文明”。编辑工作之始，因为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老和八个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和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合作，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国家图书馆知道文老他们没有钱，就无条件地把珍善本资料借给编辑委员会。文老一位常州朋友慷慨资助，才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文老说：“我们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千秋万代存信史！”赤子之心，可昭日月。《隋唐文明》终于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为了保证学术水平，又延聘了十多位国内外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共同参与这一大型断代文化工程，以“择善存真”为准的，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一书均排出先后多种版本，比较异同，最终选定最善之本。苦心孤诣，历时多年，《隋唐文明》终于揭开问世，全书百卷，收录古籍原著626种、6650卷，共计6000余万字。

　　《隋唐文明》是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成为展现隋唐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者。在文献上，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灭其名而无其名而无缘一睹的传世孤本；内容编排上既考虑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这与以往史书简单的文献罗列所不同。

　　睹乔木面思故家，征文献而爱旧邦。百卷《隋唐文明》是旷代钜编，更是展现隋唐历史与文明的山容海纳之巨构，对总结中华丰富的文化遗产，向世界宣传隋唐灿烂文明有着积极推动作用。我翻开这套巨著，仿佛触摸着文老与编撰者拳拳的赤子之心！

　　完成“四大文明”编纂之一的《隋唐文明》取得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学大师自然喜上眉梢。这个96岁高龄的老人不知年之高迈，异常活跃，仅在近期，要安排出访日本、美国，要在北京、江西参加两个纪念活动，其他小型活动老人几乎紧紧排列。他知时间之紧迫，任务之繁重，谈到后面《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六朝文明》三部巨著，这位“年既老而不衰”的国学大师幽默地笑着说：“我今年还不到50公岁，自认为不老。我想用屈原四句诗表达我的心情——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感谢羲和为我放慢了脚步，如今我仍然壮怀不已，把未完成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六朝文明》编完，总计200卷，摞起来有十多米高。”说着，文老孩子般的嘿嘿一笑，犹显童真，使人分明看到一颗年轻的心在国学大师胸中稚动。

　　“我编的‘四大文明’，三个都与西安有关，就是说西安是西周文明、秦汉文明、隋唐文明的发祥地，这是西安的骄傲！真诚地希望西安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把西安建设成容纳古今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国学大师对三千年古都寄予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在勤劳、智慧的人民的手中，在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定能变成现实。

　　■记者袁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