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到过我也会老。今年，我忽地感到精力不足，仿佛是。该睡时，睡不着；不该睡时，又常常打盹儿。书报上的字小了，通往汽车站的路长了，别人说话的声音轻了，我走路的脚步重了。人说：这就是老了呀！我不信。我自己定下的老的标准是：一，好回忆以往。过五关斩六将，言必称“我们那时候”。二，说话重复。一句话翻来覆去，没完没了。三，极爱说自己的儿孙、学生，说起来眉飞色舞。要么见了年轻人就拍人家肩膀，好像都是他的学生。我自以为以上三项我还未达标，心里也从未想过年龄天天见长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然而，不想不等于时间就此停止不动。认真一想，哎呀，我已经过了67岁了，难怪街上的孩子叫我“爷爷”，人家没叫错。于是我开始承认我生理上的“错觉”，并非一时之非，乃是“老了”的征象。
真的老了怎么办？因为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也一时找不出答案。我想，从前傻乎乎地过来了，今后还傻乎乎地过吧，不必为老了而忧心忡忡。至于最后那一关，反正总得过，怕也不行。眼下还不够火候，不要为了它的不可阻挡而耽误了眼前的快乐而自由。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生与死。弄懂了死，也就明白了生。周恩来20岁时写过一首诗，说：“我们要努力地为着死，也努力地为着生。”我刚看到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想明白了。他是说只有明白为什么而死，才能将生命化作不绝的力量，为那理想而斗争，面对死亡也坦然毅然，而无惧无畏。因此，我想，我得先不惧死，才能不怕老。
我已经和阎王先生打过两次交道，他烦我，嫌我好说好笑，没个正形。记得“文革”时候，我还披挂着“漏网右派”的彩衣，受着“革命小将”的看管。有时候我竟然忘了“此身非我有”，而自得自乐，轻声唱起我喜欢的“资产阶级”歌曲，甚至还手之足之舞之蹈之起来。这当然要挨批判。军代表严肃地对我说：“你就是没有老师的架子，也得有个老师的样子。”听得出来，他同情我，并没有把我当“敌我矛盾”。但他不认同我的生活态度，或者从他的经验出发，认定我之所以总是挨批判，就因为“没有样子”，而我们的礼仪之邦，是处处需要“样子”的。我的没正形，连开刀割肉都管不住，所以阎王老子很讨厌我。两次把我踹回人间，让我学会点样子。实话说，我现在有了点样子，知道什么时候该老实坐着，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活动活动手脚。这是我拿命换来的知识，是人过花甲方才明白的道理。当然，我还是保留了点自我，在我爱和爱我的人面前，我依旧没正形。没正形是老人对付阎王爷的有力武器。至于结结实实的年轻人，或者各级首长，爱怎么评断就怎么评断。我们是对付死神，又不是对付您，您生什么气呀！先贤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当。”这话一准是先贤们老了才说的。头半句是为自己辩解，后半句是堵年轻人的嘴。其实让我看来，无论年老年轻，都应该真诚地活着，张狂与否全凭自己的个性，和而不同，这才是好日子，死而无憾。
所以，我提议，老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条件，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框架内，进行适合自己的活动。有了病，就去看，就像去看朋友。因为老了，病也就不请自来。不把他当朋友，他就把你当敌人。哭和叹息都赶不走病痛。不如笑对疾病。心宽一寸，病退一尺。这是我的经验，不属于“站着不腰疼”的轻松话。我历来不爱说自己得病的事。因为别人听了堵心。这次说出来，是为了那些一老就悲观，总觉着明天就告别人间的老年朋友。快乐一点吧，让咱们拉起手在咱们没有经历过的大好天地里，尽兴地度过我们的余生，把所有的智慧和才能贡献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后人，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