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梦魇袭击的生活

　　◇刘永涛

　　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在瞬间改变，面目全非。总有一种东西，可以让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无谓的泅渡，看不见彼岸，阳光灿烂的天堂永远存在于想象之中。彼岸是没有的，欲望本无止尽，欲望之梦总会悄无声息地膨胀，无限地放大，炸裂，成就一个又一个悲剧。更为可怕的是，当欲望成为常态，世界便成了倾斜的世界。

　　冉正万先生的《飞鼠》（《青年文学》2005.11上半月）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汪文中和老婆黎米在家进行灭鼠大战后，意外发现了一个幸存者——一只长了翅膀的飞鼠。夫妻俩在惊诧之余，遂将它养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鼠传遍了整个村子纸房，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异物。飞鼠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往昔的生活，像梦魇一样袭击了纸房民众的神经。

　　村民纷纷到汪文中家参观飞鼠，是凸显飞鼠特异的开始。有的背着背篼，以便回去的时候顺便捞点干松毛回去发火；有的在地里干活，听说汪文中家出了个精怪，便扛着锄头来了；有的还扛着自行车，因为汪文中家住在半坡上；本来懒惰的唢呐匠梁宗国不但把自己家的板凳全拿来了，还挑着水桶帮黎米挑水；几个妇女则将飞鼠说成是黎米肚子里生下的怪物；有些人还专门换上新衣服，像吃酒席一样……以至“黎米一天烧了十三桶开水，把平时一个月用的柴一天就烧完了”。就这样，飞鼠在村民狐疑的目光和吆喝声中，披上一层“鬼神精怪”的外衣。而它潜在的“价值”，由此得到彰显：面对如此的“风光”，汪文中和老婆黎米终于盘算起售票的买卖，他在门口贴了张白纸，歪歪倒倒地写了几个大字：“欢迎参观，门票五角。”可以说，正是村民的蜂拥而至，原始的“猎奇”、“居奇”心理，完成了飞鼠初始的“价值”积累——它点燃了汪文中和老婆的财富之梦。而这个梦，又像烈火一般，迅猛地烧遍整个村庄——比如，心怀不满的梁小格胡乱打汪文中树上的柿子，村长抛给前去讨说法的汪文中一句：“你不是在家卖门票吗？这点柿子算得了什么呀，就当是风吹落的吧。”即便是那唯一不嫉妒汪文中的周福生，却也是暗中筹谋，雄心勃勃地编织竹笼，铁定要网住新的飞鼠。转瞬间，整个纸房村民全部进入了捕鼠的行列。“就连汪文中和黎米也行动起来，别人捉住一只飞鼠，他们家的飞鼠的价值就一下跌一半，捉住两只，再下跌一半。”纸房的“大地被统一在死撇撇的黄色当中”，村民的眼中只有飞鼠。至此，飞鼠完成被欲望化的旅行，成为一个象征，成为每个人的梦想，疯狂扩张，阴霾不散。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冉正万完成了一个悲剧世界的建构，他藉纸房这个村庄，发掘出更为广阔的民间生活，并在更大的程度上对庸常民众的生存状态、精神人格作出拷问和批判，呼唤现代理性之光。

　　《飞鼠》让人很容易想起《变形记》。卡夫卡以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人人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奴隶乃至“非人”的“异化”现象。还有《地洞》——借小动物防备敌害的胆战心理，传递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时刻难以自保的精神状态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孤立情绪。当然，《飞鼠》不会是另一篇《变形记》，也不会是《地洞》。冉正万的过人之处在于：汁浓味厚的黔地方言，通透圆熟的小说叙事，将荒诞、象征等表现主义技法的本土化运用，一反精英姿态，介入纸房这样一个村落，展示乡土民众的生存图谱，在表层的平静之下，是巨大的悲悯情怀，是对被拯救的深切呼唤，是对现代理性阙如的无情批判。

　　对个体的觉醒和自我确证的扼杀，对自我价值的漠视是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离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而离物质化欲望化越来越近。深入文本，我们发现，冉正万笔下的纸房这样一个寸土之地，呈示着乡土中国所正在发生的异化，以及在这种异化状况中保持着和变异着的人性。小说中人物的故事都以颇为夸张的形式加以展开，人物有着浓重的漫画味道，而事实上，这也正是精神异化的外在形式。比如汪文中、赊文忠、张齐发、周福生等人物，他们的言行或存在状况显然是非常夸张的，在充满荒诞感的叙事中，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被放大，而那些错位和谬误则表现得淋漓尽致。荒诞感制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批判的力量由此产生。在最开始出现飞鼠的时候，汪文中和老婆黎米的疑神疑鬼，及至全村老少的参观，终使飞鼠裹上了“鬼神精怪”的色彩。在这里，乡土中国民众的“趋从”、“猎奇”等病态心理昭然若揭。而它们一旦与金钱、与商业主义相联结，便显现出近乎灾难性的变异——

　　“发财梦让所有的人一下神秘起来，同时聪明才智也空前地开发出来。不会编笼子的人在地上挖坑，坑上用木板装一个机关，飞鼠一旦进去再也别想出来……不到十天，纸房就布满了上万个形态各异的土坑。千疮百孔这个成语，就是专门为形容此时的纸房造出来的。房舍四面的竹林被砍光了，黑瓦房像失去贞洁一样暴露无遗……”

　　在我看来，这是冉正万批判之力最为集中之处。人性的变异、精神的变异达到了顶峰，民众个体的世界便与整个自在世界处于紧张的对立关系中。“他们的眼里除了飞鼠，已经看不见其他东西了。”农耕传统被抛弃，古老历史被忘却，每个人都被一种看不见的虚幻的欲望所吞噬，显得残忍而霸道。个体在欲望化的泥潭中最终被淹没，宁静的乡土大地被欲望撕裂得残破不堪。在被欲望遮蔽双眼而已近乎疯狂的纸房民众眼中，飞鼠已不再是飞鼠，而是无可限量的财富之源。在此，飞鼠便是降落在纸房的潘多拉之盒，它散布着欲望的病毒，侵蚀着微弱无力的人性。反思的姿态从而尖锐显露：在一个被颠覆被倾斜的乡土上，我们如何安置我们人性的家园？又如何救赎和重塑变异的人性，如何重建被扭曲和毁坏的精神世界？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课题。

　　与冉正万其他的小说一样，《飞鼠》并不直接去表现那些重大的历史性命题，也不去表现重大的历史场面和事件，他并不关心这些宏伟叙事。作家有意从侧面关注那些生活琐事，在枝节方面侃侃其谈，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而个体最终又在欲望之海中无望地挣扎。作家擅长讲述乡土故事，并带着浓厚的个人忧伤的痕迹。这部小说，从本质上说，是在写一个群体的悲剧，是一个关于人的寓言。

　　在此基础上，再来观照整部小说，不难发现，《飞鼠》有着明显的写实主义色彩。小说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叙事异常安静，但显然作家并非“零度情感”介入客体世界，他不过是以低调的姿态将自己批判的激情隐匿，在冰冷荒诞表象的背后，是对庸常生命巨大的关注和关怀，呈示他们的生命意识、生命体验和生命冲动，凸现他们的生存困境、生存挣扎和生存悲剧，真诚直面现实乡土民众。作家不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那样，强调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变得柔软，充满温情，即便终究是写出一个悲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冉正万与那些高扯着“新写实主义”大旗而弄出“一地鸡毛”的作家区别开来。我愿意相信，冉正万有一颗温暖的充满悲悯之情的心，富于理性和良知。从他早些年的《奔命》、《绍振国的隐性生活》到这一篇，均显出浓重的悲剧倾向。早年做过地质队员的他，总能将眼光投向广袤的乡土大地，笔触抵达深邃的农村社会肌理，细腻朴实地书写存在着的却又往往被忽视的那些生活层面，传达出异样的疼痛和窘境。

　　总体上讲，冉正万将荒诞、象征、变形以及写实主义的某些策略集中糅合在《飞鼠》中，臻于水乳交融之境，显出其独特的小说生成方式，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况味，思想和艺术水准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作家的创作历程中，这部小说堪称异数。而将之放到整个当下小说书写中考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是难得一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