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热”泡沫泛起？

　　摘编自《新民周刊》／罗栀子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这就是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借助红学、借助探佚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做学术研究，不如说是用学术来写小说。他的“秦学”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承认。

　　记者：那为何刘心武的研究广受欢迎？

　　陈维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刘心武用的是探佚学、索隐派的方法。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于想象的大量运用，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可以获得“文采风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们都拥有比其他红学分支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且，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一样，有着一个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一旦遵循游戏规则，就可以发现游戏的其乐无穷；但是，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用经过科学性的鉴定的。要求探佚红学、索隐红学遵守“科学性”原则，就像要求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科学性一样，对方反而会觉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红学热”泡沫成分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红学热？

　　陈维昭：我曾说过，《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因为一旦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红学的专书，动辄几十万字，一些专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陈词滥调，把书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剩下的也许就是几句读后感。这类专书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反感。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我们看看刘心武的红学，其中有不少思路、观点、材料、论证方式，都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对于“日月双悬”的问题，关于弘的思路，都是来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刘心武在“揭秘”时却不交待他的观点与材料的出处。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首先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一种表现。目前出现“红学热”，原因很多，但我们要警惕任何一种“热”中的泡沫成分。

　　记者：有人认为，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解读《红楼梦》，不见得就比钻在故纸堆里的红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更远离作品的本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刘心武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得出不同于学术派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为他不“学术”就抹杀他的观点，就不能到央视去讲，毕竟这又不是散布什么谣言。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