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县委书记的风险有多大？

　　“风险，意指潜在的危险。”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日前，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基层考察时说：“我们有……个别干部，喜欢测算破解风险的‘投入产出比’，对自己个人有利、对小团体有利的，再大的‘风险’也敢冒；自

　　近来案发的原四川省犍为县县长杨国友为卢书记的这段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杨是因为收受巨额贿赂被捕的，当询问杨收钱的理由是，杨的解释很有意思：县委书记都收了，我不收，怕连县长都没得做。

　　这也算是一则“奇闻”了。不少官员收钱时，是要冒着丢官的风险的；而杨如果不收钱，反倒要冒着丢官的风险。党纪国法关于受贿是明令禁止的，杨收钱的事一旦暴露肯定是要丢官，杨对这些规定肯定也是知道的，否则他也不会有思想斗争，也就不需要向县委书记汇报了；而当他知道县委书记早就收钱了以后，他却不得不收了。

　　为什么会这样？杨为什么从最初畏惧被查处的“风险”转向不得不冒这个“风险”呢？试分析如下：

　　国家的查处“风险”，有着很强的不可预期性。起初，收钱的事不过“四知”，加上县委书记不过才“五知”，都是当事人，杨被举报的风险是很小的，何况，杨贵为一县之长，没有确凿的证据，执纪部门、司法部门是不会轻易“动”他的。

　　然而，得罪县委书记的“风险”却是清晰可见的。县委书记已经含蓄的告诉杨，他也收钱了。此时的杨看起来有两种选择，收钱或者不收，那么这两种选择带来的后果会分别怎样呢？

　　如果，杨不把钱收下，县委书记会容忍县长握有自己的把柄吗？县委书记肯冒被县长掀落马下的“风险”吗？按照“博弈理论”的原理，县委书记只有“先下手为强”，拿下县长才是最安全的。那么，反过来，杨能凭借自己掌握的“把柄”去搬倒县委书记吗？从我国现在的体制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杨得到的只是书记含蓄的表示，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甚至书记连明确的承认都没有；另一方面，县委书记拥有远比杨强势的多的政治资源。这两方面足以使杨的举报无功而返。

　　这就是说，如果杨选择不收钱，他就要冒“在本县树立一个拥有最大政治能量的敌人的风险”，要冒“失去众多商界人士的风险”，以及要冒“这两股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他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在杨选择不收钱的前提下，发生的几率高达99.99%。

　　杨会冒这样的风险吗？敢冒这样的风险吗？

　　再看，如果杨收钱呢。县委书记肯定会将杨视为铁杆朋友，那些商人也会觉得杨县长很“上路”。杨既得了钱财，又交了朋友，几乎是“皆大欢喜”了。虽然杨会冒被查处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县委书记不也在冒着吗？何况，“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如果有事，县委书记一定会保他的。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杨便只有选择冒被查处的“风险”来收钱，以规避得罪县委书记的“风险”了。

　　在这种“风险”选择的背后，县委书记、县长、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疯狂捞取钱财，广大人民的血汗、国家的资财损失殆尽。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一把手已经“腐败”的环境里，他手下的大小官员几乎都处在“风险”之种，选择“腐败”就要冒被查处的“风险”；选择“不腐败”就要冒被得罪上司的“风险”。而由于被查处的几率小，“穿小鞋”的几率大，于是半推半就的，“腐败”的官员就越来越多，于是乎“窝案”、“串案”并多发多有了。

　　可见，当一个一把手腐败的时候，党和国家遭受的损失有多大了。在干部任用上，这种“一把手变腐败”的“风险”实在是最最冒不得呀。

　　当今社会，本来就复杂多变，大小官员面对的各种“风险”本已不少，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高速、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要尽量规避这种“一把手变腐败”的“风险”，同时，我们也要帮助那些在“腐败的一把手”下工作的官员敢于冒得罪“一把手”的“风险”。

　　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通过教育，不少官员就不会去冒被党纪国法惩处的“风险”；健全制度，就会大大的增加腐败官员被查处的“风险”；有了监督，大小官员就敢于冒得罪“腐败的一把手”的“风险”。

　　当那种只为私利的“风险”没有了，大小官员们所做所想都是为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大众着想的时候，有还有什么“风险”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