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薪请退看公务员的新特权

　　日前，江苏省海门市公务员退出机制出台，规定对已满5年最低服务年限，自愿辞职自谋职业的公务员，将一次性给予5至8年基本工资的辞职补偿金。（11月12日《江南时报》）另据报道，重庆市渝北区举行新闻发布会，准备到香港招聘3名博士作为政府雇员，年薪12万至14万元。（11月12日《新京报》）

　　11月13日的《新京报》发表了李文钊的文章，认为目前这两种典型做法都存在思维

　　高薪退出：入口不严，出口不畅的权宜之计

　　海门市采取的公务员高薪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当然不容回避，它不仅会产生如李文中所说：“那些最有本事和最有能力的人员很可能选择退出，因为他们到其他领域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相a反，那些最没有本事和最没有能力的公务员，再多的经济激励也不可能使他们选择退出政府机关，因为他们不能够适应社会其他领域和行业的竞争。”的“逆向”淘汰机制，更会产生人们对其的“合法性”质疑：凭什么公务员可以高薪退出，而工人、教师等等其他行业的人就不可高薪退出，国家机关花纳税人的钱正当性何在？

　　是，明眼人很快会看出，海门市所采取的措施是一种在目前情形下不得以的权宜之计。因为，目前在国家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形下，过多的公务员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的成本和附属，要想提高效率与减少政府开支，只有精减人员，然而，精减人员绝非一蹴而就，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欠帐，顶替、照顾领导的家属等等，处理不好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一些地方在精减政府人员时，只能权衡利弊，选择高薪退出机制。

　　然而，我们注意到，所谓历史的欠帐也就是我们多年的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这就是公务员的入口把关不严，而出口不畅通，造成许多人滥竽充数进入后，却又很难出去。而这种体制的弊端至今并不能看见消除的影子(不知《公务员法》实施后是否能改进)。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就是我们在目前牺牲一部份财政资金与一些优秀人员流失的情形下，进口不严、出口不畅仍然存在，又将导致人员再度臃肿，进而又要花高薪将人请出的积重难返的局面。

　　高薪请入：吸纳人才的有益尝试

　　相反，重庆市渝北区高薪招聘3名博士作为政府雇员的做法，只要是引入真正有用和急需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作为装璜的门面的话，那就有其积极的意义。

　　李文称“政府雇员既享有政府行政体制内的实权，又享有政府行政体制外的好处。”因而，“这种权力和报酬的双重优势反过来会形成公务员自身队伍的不公平感和不公正感。”因为，“当政府内部工作人员认为自身对于政府的贡献与政府通过高薪雇用的专业人才具有相同水平，甚至比这些专业人才更大时，他们必然会产生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反过来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但我们不要忘了政府雇员实际上是“不行使行政权力，完全按契约化管理，只从事某项专业性工作”，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收益，对于体制内的公务员来说，虽然没有雇员收入高，但权力的拥有和行使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更重要的是政府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也就是说，政府雇员不可能在体制升迁，也没有稳定的待遇，而事实上，升迁的可能与稳定的待遇就是公务员可期待的最大的收益，也是政府应当低薪运作的理由。所以，即使一个公务员拥有的“实践经验和地方知识”可以与政府雇员拥有的“专业优势和科学知识”相媲美，他也没有理由要求与政府雇员同样高的薪水。

　　但是，如果我们公务员队伍中已经有“专业优势和科学知识”与政府雇员相当的人员，就没有必要再招聘政府雇员或者至少这些公务员的收入应当与政府雇员收入相当。但问题上是，我们中许多高科技人才对于事业和金钱的追求远胜于对公职的追求，一些地方不能吸纳高科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而这些地方政府机构急需这些人才，所以，诸如重庆市渝北区高薪招聘政府雇员就有合理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推广。当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没有这样的人才而且需要这样的人才，而不能是把招聘当作“作秀”。

　　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高薪退出还是高薪招聘，关键是我们要做到二点：一是要建立公务员的进入和退出的合理机制，严格遵守《公务员法》，把好进口关，畅通出口关，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二是人大要把好政府的钱袋子，让政府每一步开支都合法，既不能随意出高薪让公务员退出，也不能随意高薪招聘政府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