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长春“余热”奉献中华（外国人在中国）

　　“希望外国专家多出主意，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感谢大家为中国发展付出的努力。”温家宝总理在接见荣获“友谊奖”的外国专家时说的这番话，让在中国工作了8年、年逾72岁的劳长春感受到奉献的价值。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博士，现任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代表、中加合作“清洁工业计划”驻京办事处主任。

　　●他64岁退休来到中国，一干就是8年

　　“像我们这种从大陆或者台湾出去、在西方呆了几十年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在国外即使过得再好，也摆脱不了为人作嫁的景况。只有回来才是最好的归宿。”劳长春谦虚地说：“希望我这一点余热还有用处。”

　　1997年劳长春在加拿大退休。他2月19日办完手续，3月1日便来到北京。当时，他已是一个64岁的老人了。

　　劳长春生于上海，长于台湾，在美国深造，在加拿大工作。作为华人专家，他阅历可谓丰富多彩。对自己回到中国奉献“余热”的行为，他称之为“叶落归根”。

　　刚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年轻的劳长春发现了象牙塔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隔膜：“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可面对第一份工作还是手足无措。”劳长春认识到，留学不仅仅是学习书本，还要锻炼实际做事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汲取西方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有实际经验才能真正为国效力，只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回家是不行的。”

　　他在国外40年，工作时间前后不下30年。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使他在“清洁工业计划”的推广过程中游刃有余。

　　由于在中国环保节能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劳长春被中国政府授予2005年度中国国家“友谊奖”。“回大陆工作的这些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他满脸笑容地说：“我的根在这边呐。”

　　●为推广“清洁工业计划”，他曾跳进污水沟

　　化肥生产是中加“清洁工业计划”合作项目的重要领域。中国有1000多家小化肥厂，让这么多企业了解“清洁工业计划”合作项目，需要很大的耐心。

　　“我们从安徽阜阳化工厂开始，一个厂一个厂地做工作。从1个到8个，现在已经推广到100多个。现在，安徽、贵州都在实施清洁生产，项目效果相当好。”

　　“清洁工业计划”项目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劳长春和同事去阜阳化工厂考察，他们需要一天的排污总量数据，但企业并没有测过水流量。他们二话没说，拿着流量表就跳下污水沟去测算，让陪同的厂长和工程师非常感动。

　　劳长春较真儿的劲儿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北京和东北的两所高校拟聘他做兼职教授培养博士生，他到现在还没有点头。

　　“我是考虑时间允不允许。”他说。国外的导师每周都拿出固定时间来跟博士生交流，通过交流来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劳长春觉得自己不能保证每周都拿出这个时间。“要么就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他要为学生负责，为教育负责。

　　●面对贫困学子，他总想着为他们做点什么

　　今年中秋节，劳长春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京城南部八里店的民工子弟小学。面对孩子们纯真的眼睛，他说，我期望你们自强自立，在逆境中奋发图强。

　　民工子弟艰苦的求学环境，勾起了劳长春对早年贫苦生活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台湾普通人家的孩子平时只能步行上学，而且他家家境贫寒，即使买了一双球鞋，他也舍不得穿，往往赤脚走到校门口才把鞋换上。

　　“当时，穷人的出路就是读书考学。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要放牛去了。”正是贫困刺激着早年的劳长春不断上进，也使今天的他对那些逆境中求学的孩子多了一份关爱和同情。

　　劳长春和几位朋友每人每年认捐1000美元，通过西安的“红凤”奖学金，赞助当地家境贫困而学习优秀的女大学生完成学业。劳长春夫妇还通过友人，准备在四川农村设立一个奖学金，每年大约捐献两万元人民币，帮助家境贫寒的中学生。

　　“看到那些孩子天真的面孔，我觉得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他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15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