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中在为看守所“减负”？

　　本报记者 李斌

　　湖南省新邵县职业中专校长汤先梧对全校教师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学生，如果不要老师管，老师也不去管，按现在的开除条件来看，最后可能只会剩下10个人。这话难免有所夸大，却反映出了许多职业学校面临的处境：他们的教学对象是一般人眼中难以管理的群体。

　　11月8日，新邵职中副校长乔立新笑着对坐在身边的李忠新说：“在管理上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李忠新曾任新邵县一中校长，今年9月份调任新邵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开始主抓职业教育。李忠新告诉记者，在一中校园周围的民居里租住了许多陪读的父母，就算学校不管，还会有大部分同学自觉学习，全力以赴备战高考。而在新邵职中，有70％左右的学生属于留守孩子，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在。有的家长对职中的要求是：孩子读不读书没有关系，只要不变坏就可以了。他们把孩子送到职中，自己就能安心外出打工了。

　　“新邵职中的存在让县里的看守所少了三分之一的人。”乔立新的这个判断让记者想起了前不久在河南采访职业教育时，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院长陈锡畴说过的一句话：职业学校的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有的已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甚至处于犯罪的边缘，能将他们培养成才，其贡献不亚于重点大学。

　　但在湖南省新邵县这样一个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乔立新副校长却很难真正产生某种成就感，有的老师甚至说在这里教一辈子书也教不出几个好学生来。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在这里还很难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尊敬。“在新邵修电视机，曾经没人能和我比，但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乔立新说，“哪怕是八级钳工，也是这样。”贫困地区，依然流行着“大老板＋大官”的价值取向，这让乔立新不能不为职业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忧虑。

　　“思想素质差、学习成绩差、经济条件差”，这是乔立新眼中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因此，新邵职中出台了详尽的管理制度，汇集到一起成了一本厚达300多页的书。“学生上课打瞌睡、看小说，每次扣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各0．5元钱，学生被扣除总分1000分中的1分”。班主任一天24小时吃住在学校，“就差陪着学生睡觉了”，两个正副主任、两个学生干事、3个保安，天天连轴转。即使这样，学生打假闹事还是难以避免，还会有学生在深夜从宿舍2楼用绳子吊下来，走上5里多路跑到县城通宵上网，然后再翻围墙回到寝室。

　　新邵职中多年来有这样一种做法：在新生正式入学前的10天里，组织他们接受入学教育，包括专业介绍、校史和法制教育，告诉学生能学到什么，将来可以做什么。10天的教育结束后，再根据学生的成绩、兴趣、身体素质和家庭状况等因素对学生进行专业分流。“农村的父母和孩子对职业教育不了解，如果要他们笼统地报志愿，大都会选择计算机。”乔立新说。

　　如果学校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保证，不能帮助已经习惯了散漫、逐渐失去进取心、没有方向感的学生重新燃起生活和学习的希望，还能奢望他们在此学到谋生的技能吗？学生来源的复杂性注定职业学校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管理上的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刘德恩，在考察了日本的两所职业学校后发现，日本职业学校始终给学生强烈而全面的职业目标定向：高超的技术能力、敬业尽职的精神、组织和个人生涯发展的理念，并认为这种目标定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成效和未来的生涯发展。

　　但反观我国的职业教育，刘德恩认为，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方面远不及日本。许多人解释这种差距的根源时，往往习惯于说经费太少、生源素质太差等，而在刘德恩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职业教育从根本上缺乏一种职业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教育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永远不能超越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