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注普通人“说真话”的权益

　　■东方愚

　　如果要评选2005年流行语的话，“说真话”一定百分百地榜上有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前感慨教育乱收费的“说真话”行为引起了强烈反响；之前文坛巨匠巴金逝世，举国同哀之际其“说真话”的精神遗产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痛斥一些媒体媚俗时“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为其赢得了“说真话的勇士”之称号……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万斗财富，但也带来了功利主义与投机成性，围绕道德秩序的阴霾于是如涌如潮，“真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尤物。有人说，以道德回归为特征的社会秩序重构，需要一个“说真话”的普世氛围，或者说需要一个“说真话”之共同愿景的勾勒与树立。而郎咸平、易宪容、巴金、张保庆、崔永元、丁学良这些“勇敢的战士”，正是用真话拨动着社会的琴弦，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在一个讲真话的舞台上，让“讲真话”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名人还是另有其人？

　　社会是由大众组成的，社会秩序的好与赖，最终表现在作为个人的大众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上。经济学家盛洪说，“社会规则的形成，是在大众的互动磨合中形成的；制度的变迁，也往往由大众首创”。所以，真话世界能否真正形成，虽然有赖于郎咸平、丁学良等“名人”的推动，但最终的推动者与建设者，还是亿万的普通人。

　　这便是笔者认为社会视线应下沉的原因。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弱热群体“说真话”的行为与权益，比关注名人更具有积极的制度含义，因为即使讲真话的名人都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真话到了他们嘴里也是“二茬子”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受到社会关注代表着一种民主性的进步，一种社会共融现象的诞生，社会图腾的实现必须基于普通民众话语权受到关注这一前提下。

　　我们也曾有过社会视线下沉的时候，但最后却变了味儿。重庆农妇熊德明因为给总理说了一句包工头拖欠工资的“真话”，受到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社会媒介没有从熊德明讨薪事件中解读出关注普通人“说真话”的权益是多么的重要与紧迫，没有接着去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熊德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熊德明塑造成了一个明星……

　　说真话的普通人就像是“麦田里的拾穗者”，一旦受到肯定，就能直接转化为自身的福利，即使微乎其微。只有社会视线的聚焦点由名人下沉、扩展到普通人，“真话主义”才能真正被实践，制度优化的滑轮才能真正向前滚动。（相关报道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