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一个牌子”就够了（大地漫笔）

　　司徒伟智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其故居早已不复存在。一九八五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了，但巴金知道后不同意，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就行了。”以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

　　巴金的胸襟很开阔，见解很深邃。他不仅是拒绝用国家的钱来纪念个人，而且是意在否定那些不必要的举措。

　　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国外游历归来的友人说起在英国伦敦，见过不少房屋的墙上贴着一种圆形的瓷牌，上面有很简单的文字，比如“查尔斯·狄更斯（一八一二—一八七○），小说家，在此住过”，“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生物学家，在此住过”，一望可知这里曾经是狄更斯、达尔文的故居。伦敦为它历代名人故居颁发的这类纪念牌，已发了近四百块。人们普遍赞赏这种聪明而简便的“一块牌子主义”——既收纪念之效，又无耗资之弊，不是很好吗？后来，上海市虹口区为“十大文化名人故居”挂牌，道理是相通的。

　　从伦敦的瓷牌，到虹口的铜牌，其实一样是以此既继承文脉，又无须多少花费，一举两得。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5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