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珍惜是我们的最大财富

　　撰文：武志红

　　“对我而言，这些记忆犹如露珠之于花朵，花蜜之于蜂蜜，香气之于玫瑰。”西方一位哲学家如是说。

　　不过，从心理学角度看，记忆远比花朵之露珠、玫瑰之香气更重要。实际上，记忆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两个差异很大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尾声、改革开放的先潮是七十年代人最鲜明的童年记忆，这决定了他们与八十年代人的巨大差异。

　　“笼子里长大的鸟，你把笼子放开，它仍然想不到要去飞。”“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记忆造成的结果，但我们这一代人刚出生不久，笼子就打开了。”

　　“我还隐约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影子，”1973年出生的李先生说，“忘了是哪一年，村里忽然响起了大喇叭，两辆绿色的大卡车开进村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汽车。一辆汽车上好像是‘阶级敌人’，胸前挂着一个很重很大的牌子，头被压得很低很低。”

　　李先生小时候在河北的农村长大，现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之间飞来飞去做生意。他说，文化大革命留给他的绝对不只是记忆的影子，而是非常鲜明的烙印。

　　李先生说，谨小慎微从此成为他的做事风格，现在做生意，他总感觉自己缺乏魄力，想来想去能总结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受父母的影响太大了。

　　不过，“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李先生说。父母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真正坚信改革开放之路一定会走下去，但他自己很早就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有了事去找政府”仍然是父母一代人的惯用思维，但“我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因为政府现在的主要身份是裁判。”

　　“笼子里长大的鸟，你把笼子放开，它仍然想不到要去飞。”李先生说，“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记忆造成的结果，但我们这一代人刚出生不久，笼子就打开了。”

　　“六零派生在计划经济时代，思想单纯；八零派活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开始就知道必须靠自己努力。七零派的很多人一开始相信了‘国家会安排一切’，结果最后什么都得靠自己去争取。所以这一代人的怀疑精神是最强的，但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又没有八零派强。”

　　相对于李先生，在广东长大的梁小姐要悲观很多。1976年出生的她对自己这一代人的定位是“试验品一代”。她说：“什么改革我们都赶上了，结果，上一代人享受的福利没有了，下一代人的丰裕物质生活也没享受到。”

　　梁小姐列出了一长串“七零派（即70年代生人）”的尴尬：

　　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什么学前班，做了一次试验，推迟了一年上小学；

　　人家小学读五年，我们读六年；人家中学读四年，我们读六年；人家上学不要钱，我们要交钱；

　　高考模式改来改去，大学成了独木桥，自己整天生活在焦虑中；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毕业了，也没得工作分配了，大学还扩招了；

　　好不容易工作了，房子也没得分了；

　　好不容易进了个国企，以为是铁饭碗了，谁知改革合同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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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小姐说：“六零派生在计划经济时代，思想单纯；八零派活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开始就知道必须靠自己努力。七零派的很多人一开始相信了‘国家会安排一切’，结果最后什么都得靠自己去争取。所以这一代人的怀疑精神是最强的，但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又没有八零派强。”

　　“改革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个人。但也同时带来了阵痛。”

　　1975年出生的罗小姐经历的“阵痛”就非常现实。大学毕业刚开始找工作时，罗小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元，那家国有公司给的是集体宿舍，罗小姐和一个女同事合住。两人都是美女，追求者甚众，几乎80％的夜晚都是在珠三角的娱乐场所度过。不过，罗小姐很会把持分寸，毕业三年后，虽然出入了无数这样的场合，但她一直守身如玉。直到26岁的一个夜晚，因为醉酒和一时的把持不定，她将第一次给了一个自己并不非常喜欢的男人。

　　“第一次给了谁就要嫁给谁。”罗小姐说，这是她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所以，无论打扮得多么时髦，她仍然有一颗传统的心。这个男人发誓爱她，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她还是处女”。两人结婚了，丈夫的确非常爱她，但罗小姐始终对丈夫没有感觉。她和妈妈谈了这一点，妈妈劝她生个孩子，“孩子会把两个人绑到一起”。

　　罗小姐按着妈妈的意思生了孩子。但最终，她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接受丈夫，而且，她还发现生孩子也不是自己的意愿。终于，她开始逃出这个家庭，不断地出长差。

　　现在，丈夫知道已经留不住她，对她说，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离婚。然而，一年多过去了，罗小姐迟迟做不了离婚这个决定，她说：“离婚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

　　以前的“女孩”变成了现在的“大姐”，罗小姐对八零派丫头们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她们生活在现在，我生活在过去。如果我是她们，”罗小姐说，“我既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生孩子，最差现在也早离婚了。”

　　“我们七十年代的人得到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李先生说，“而年轻一代得到的比较容易，他们就忘记了珍惜。”

　　“我们身上存在着很多矛盾。”李先生说：“但如果让我做选择，我仍然希望自己是七零派，仍然生在1973年。”

　　为什么呢？李先生回答说，相对于年轻一代的个性化和自我中心主义，他更喜欢七零派的一个特点：心中仍然留着敬畏，知道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

　　李先生羡慕年轻一代的生活条件，他们不用一天天地吃窝窝头，他们很早就吃腻了肉，他们早早就用上了电脑，父母也早早就在家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

　　“他们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空间，社会和父母给他们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只要努力，他们就可以在上面迅速奔跑，而很多八零派的年轻人的确比我们更有闯劲和创造性。”李先生说：“但是，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李先生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制造弹弓、铁枪等种种游戏，以及上树爬墙偷邻居农家的西红柿等种种臭事。小时候，觉得这一切来得是那么自然，但现在，他觉得这些都是珍贵的回忆。尤其是，很多游戏都与大自然直接相处，让自己从小对大自然有了敬畏。而现在的孩子，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如果不走远门，似乎就无法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还有社会，父母教给李先生谨小慎微的“坏习惯”的同时，也教给了他尊敬其他人，敬畏冥冥之中的力量。而更年轻一代，他觉得他们只发展了竞争能力，对人与物都缺乏敬畏感，在把握机会的时候更雷厉风行，但也更容易不择手段。

　　“可能是，我们得到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李先生说，“而年轻一代得到的比较容易，他们就忘记了珍惜。”

　　七零派正成为“压力最大、最焦虑的当今一代……以前社会的种种承诺都化为乌有，我们觉得什么都不能相信，我们如果需要10元，就觉得必须得到100元才有安全感。”

　　除了时代的烙印外，年龄也给七零派带来了很大压力。1971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4岁，1979年出生的，现在已经26岁。这个年龄段，正是成家立业的阶段。多数的七零派，还在为爱情、家庭和事业而奋斗。

　　梁小姐则说，因为社会变革导致的怀疑主义，柒零派正成为“压力最大、最焦虑的当今一代……以前社会的种种承诺都化为乌有，我们觉得什么都不能相信，我们如果需要10元，就觉得必须得到100元才有安全感。”

　　对此，李先生也深有同感，他说，他现在“玩命一样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飞来飞去，就是想尽早达到两个目的：一、保证儿子18岁之前的路；二、让父母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