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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前的包租经济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6日00:10 东南快报

  63岁的钟家祥站在鱼塘边,深吸了一口烟,对记者说:“祖祖辈辈几十代都过来了,往后这里就要变样了!”

  老汉的对面是新建的钟宅湾大桥。

  经历了“半年吃山、半年吃海”,在风浪里求得一碗饭吃,再到看着村民们靠着房

屋出租发了财。

  钟宅湾开发脚步越来越近,这一回可不是小打小闹,老钟要看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造是好事,可是买套安置房,这笔拆迁补偿款还能剩几个子儿?我担心的是将来大伙儿的出路!”

  虽然阅尽沧桑,老钟的脸上还是写满困惑。

  从厦门市中心来到钟宅,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却给人一种时光错乱的感觉。

  一进钟宅村,就可以看到一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街道两边,挨挨挤挤全是店面,吆喝声随处可闻。

  穿过农贸市场,顿时清静不少,但是紧接着的是密密麻麻的房子。两层的、三层的,甚至四、五层的。从这些被厦门博物馆原馆长龚洁称为“21世纪农村土别墅”的洋房的密度来看,钟宅阔了的人着实不少。门前屋后,小轿车更是随处可见。

  村子周围靠湖里大道一侧大多盖上了出租屋与厂房,另一侧则被鱼塘和果树林环绕。小工厂里的污水排出来,流到村子中央池塘。

  

  昔日钟宅

  半年吃山,半年吃海

  “规划图出来了,听说鱼塘要整理出来,重新变成海湾,这边要搞休闲商务。”钟家祥以前是渔民,每天忙着“赶海”,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这片鱼塘。

  记者关于钟宅湾“半个渔港”的印象得到钟家祥老人证实,他以钟宅湾是厦门“牡蛎之乡”来开始自己回忆。

  钟家祥告诉记者,钟宅湾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十几岁时,他就跟着村里大人下海去了。

  据了解,钟宅湾靠山面海,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也就天然地过着“半年吃山、半年吃海”的日子。钟家祥说,几百年前,村民就开始下海捞海蛎捕鱼,头年9月到当年4月,是捕捞海蛎时节。村里把大量海蛎捞起来卖给水产公司,多的时候一年就可出产海蛎上百吨。

  “过了下海的季节,就上山去,种菜、种果树什么的。不过跟下海比起来,这块收入就少多了。”

  按照钟家祥的说法,当时钟宅湾跟厦门其他村庄相比,算是相当富裕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随后农村“分田到户”。一夜之间,大家的生活又都变了样,村民们各忙各的,种菜的种菜、养鱼的养鱼。

  据介绍,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钟宅湾被陆陆续续围起来,开发出了两千多亩鱼塘。一些有胆识的村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些鱼塘承包下来,着实发了不少财。

  钟家祥是该村第二生产队队员,他的说法,得到了多名村民的证实。

  “包租公”

  钟宅湾的好时光

  真正打破钟宅湾宁静的是湖里大道的贯通。湖里大道开通后,钟宅一举联上了金尚路和环岛路,交通相当方便。

  紧接着,一些经营五金加工的商铺纷纷涌进了钟宅村,一些手套厂、家具加工厂、灯具厂也看中这里低廉的租金,纷纷不失时机地把厂子设在这儿。

  钟宅湾的村民也习惯地把湖里大道的开通称之为“巨变”。按照该社区一位居委会干部的说法,这条道直接把钟宅通向了“开放”和“财富”,工厂的落户也带来了众多的外来流动人员。

  以钟宅湾北岸的钟宅社区为例,全社区本地人口将近4000人,但现有人口却达到18436人,外来工占了绝大多数。

  脑筋活络的村民于是腾出了许多店面,并争先恐后地盖起了出租屋。不知道谁最先搭建起了通用厂房,如今成了他们最大的“摇钱树”。

  按照村民的说法,钟宅社区一半以上房子都租给了别人,多达80%~90%的村民当上了“包租公”或“包租婆”。

  而这些房子的租金,最低一间可以租到100元,高的接近200元,仅在钟宅社区就有上千栋房子近万间用来出租。

  “就按一万间,每间100元算,每个月该社区的房租就达百万”,钟家祥老人说,这样平均分配到不足4000人口的人头上,平均每人每月单房租收入就有250元。据了解,最多一个家庭,可供出租房屋竟达3000多平方米。

  钟宅一位不愿具名社区居委会干部告诉记者,这些收入,已经抵过他们以往所有收入了。

  位于钟宅弯的高林、后坑、五通等社区,记者走访中发现,居民靠出租房为生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通用厂房

  开发前夜抢建风潮

  给村民们带来更大财路的是通用厂房的建设。

  该村第八生产队的一位钟姓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就这次投资最赚钱。

  他说,当时一说建厂房,也没多想,就去找有地的朋友,有钱的出钱,有土地的出土地。“先给土地作价,一般是每亩5000元吧。租金收到以后,先用来支付土地租金,剩余的再按投资比例分。”

  他告诉记者,合作建通用厂房这种方式在钟宅很是流行。

  比起出租房,厂房的租金又要可观得多。据介绍,钟宅的厂房租金虽比不上别的地方,但每月租金至少也能达到七八元一平方米。钟说,自己在2002年投资了十几万,和他人共建了近千平方米的通用厂房,现在每个月可分得近4000元的租金,去年已经收回投资开始盈利。

  据介绍,现在该片区通用厂房的租金可达12元~15元/平方米,全村大大小小的厂房已超过百栋,有的村民一户就有近三千平方米的厂房。

  “有喜有忧,像跟风似的,早期的赚钱了,比较晚投资的风险很大”,按当地一居委会干部的说法,一些资金紧张的村民也跟风,向银行贷款、借高利贷(月利息一般为1%),花上百万建厂房。

  “当时村民也在想,即使碰到拆迁,被拆掉的厂房也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赔偿”,这位居委会干部透露,这些厂房许多都没合法手续,其中不少还是抢建得来。有的成本还没赚回来,一碰到拆迁,问题就大了。

  而一些村民的说法是,钟宅社区这两年为建厂房,已向外借贷两亿多元,其中不少是高利贷。

  但是这些年来出租房屋与厂房给村民们带来的富足是显而易见的,在村民们看来,他们正在经历一段“最好的时光”。

  未来蓝图

  拆迁村与顶级社区

  “拆迁,还是拆迁”,按照钟宅社区居委会一位不愿具名干部的说法,目前居委会任务都围绕着拆迁工作开展,许多居民四处打听信息,急着想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的片区,以及补偿标准如何。

  钟宅辖区的田地面积、鱼塘面积以及居民的房屋情况,相关居委会干部均以问题敏感拒绝透露。

  但知情人士透露称,社区里集体所有的鱼塘面积达两千多亩,而每个人口可分到六七分地(社区共9个生产队),土地面积也在两千多亩。

  按照规划,钟宅社区居委会改造后将保留钟宅畲族村原有特点,以闽南民俗、畲族民俗为主题,打造民俗旅游、家庭旅馆、旅游商业为核心的旅游度假村。

  12月8日,钟宅湾首期即将挂牌的地块,楼面地价均高达每平方米3031元。

  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经过竞拍,楼面地价恐怕很难低于每平方米4500元,加上1300~1500元/平方米的建设成本,包括营业税等在内约10%左右的成本税费,这3块地楼面销售成本将达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最终可能要卖到8000~9000元。

  据介绍,按照目前土地拆迁的补偿方式,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款一部分归使用者,另一部分归集体平均分到居民手里。

  钟宅湾规划方案出来后,涉及到钟宅、后坑、五通、高林、县后等社区的拆迁,高林社区、后坑社区曾多次传出村民为多拿拆迁补偿款,出现“集体结婚”的谣言。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多弄点补偿款,这点可以理解”,高林社区一林姓居委会干部就表示,拆迁款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命根子”,包括她自己也都在观望。

  转型困惑

  出路在哪里?

  未来会怎样?每一个钟宅的村民都在问自己。

  钟宅90%以上都是畲族人口,此前有关政府部门已经表示,称辖区内准备建安置房,就地安置当地居民。

  “我家那点房子,和未来购买安置房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小钟在村口开着“天香大排档”,他担心,自己现在的房产还换不到一套安置房。

  尽管如此,小钟还是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自己一家三兄弟共有两百多平方米的住房,现在分三层,一家住一层,而按照安置房的最优惠价计算(1平方米住房换1平方米的商品房),三兄弟最多也只能换到两套百来平方米的小套房,而这也意味着有一家没地方住。

  当被记者问及对即将来临的生活改变是否准备不足甚至感到迷惘时,小钟说:“不是迷惘,是非常迷惘。”事实上,与小钟一样焦虑的村民,大有人在。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在一家驾训学校做教练。他告诉记者,靠着厂房出租,他在村里也算过得不错的了。不过未来的出路问题,他最担心。

  据他介绍,这几年钟宅富起来以后,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变得游手好闲。他们书没有念下去,又没有什么技能,驾照倒是几乎人手一本。去工厂打工,一个月千把块钱,又干不来。

  他说,最可怕的是,钟宅还有“六合彩”在地下流行,许多人拿到拆迁补偿款,一夜暴富,就拿去赌。当他们输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也就是穷途末路之时。

  转型的痛苦应由社会共同承担

  对于钟宅湾的本地居民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对时代变迁感受是最强烈的。

  受惠于城市化加速,道路的通畅、制造业的发展,许多人好容易摆脱了渔耕生涯,抓住商机盖起了通用厂房和多层的小洋房,当起了“包租公”。

  不管是渔耕生活还是“包租”经济,“村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还是他们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

  如今新一轮的改造又将颠覆这种经济生态,习惯于当“包租公”“包租婆”而衣食无忧的“村民”们将被彻底推向社会,直面市场经济潮谋生路。这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痛苦。

  转型是需要代价的,痛苦应由社会共同承担。转型的痛苦必须由公正的规则来保障和救济,但对规则的适应以及即时对自身角色的转化,则需要“村民”们主动与规则互动。

  国家明令规定保护公民私产权利、征用需补偿,而且政府对失地农民推行了土地换社保政策,以及在一些地方创新性地推行社区股份制,加强对“村民”谋生技能的培训,帮助就业。这些可视为一种规则的保障和救济。

  “村民”们主动利用规则救济获得谋生本领,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艰辛、痛苦,不似“包租公”们潇洒,但不可避免。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让“村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痛苦转型的这个群体。

  这种帮助包含了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对当地地下流行“六合彩”严厉彻底的打击和扫荡。

  因为,“拿到拆迁补偿款,一夜暴富,就拿去赌;输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即是穷途末路时。”并不是一种虚妄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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