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府与农民的新关系

　　本报记者 吴珊

　　把一个管理型的政府，转变为一个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政府

　　记者：今年6月27日，安徽省省委、省政府下发16号文件的背景是什么？

　　赵树丛：免税的改革来得相当快！原先是2003年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中央的打算是从2004年开始用5年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然而没想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就有27个省级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了。安徽、河南等省份，都是在中央没有全部给予转移支付的前提下，由省级财政自己承担免除了农业税。这样，当大范围的免税提前到来的时候，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重新建立，各地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这样就需要研究几个问题，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县乡财政体制问题、农村机构的问题、为农民提供公益服务新机制的问题。为此，我们派出8个调查组到每个市都作了调查，回来后撰写了调研报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了讨论，就形成了省委、省政府的16号文件。目前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到明年春节，全省在综合改革方面的动作会比较大。

　　记者：新一轮改革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赵树丛：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收税，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整个就围绕收税来建立，现在把这种联系掐断了，乡镇政府和农民如何发生联系就需要探讨。我们对改革设定了若干目标，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个管理型的政府，转变为一个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政府，把职能的转换放在首要位置上。很多人都以为农民对政府的要求是很多的，我认为农民对政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为什么这两三年中央的政策农民那么欢迎？像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稻种补贴、农机补贴、义务教育补贴等，农民感觉到这是过去实现不了的。我们必须明确，政府不应该成为农民的负担！从经济的角度讲，免税也没有一下子给农民解决所有问题，主要还要靠农民自己发展经济去解决。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一条就是生产发展，这要靠农民自己。政府要给农民提供平安、稳定、公平的环境，农民自己做不了的事，希望政府能够帮他组织。他们有些过不去的坎儿，希望政府能够扶他们一把。做这些事情还是要靠乡镇村这些基层组织。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减少和农民的联系而是要增加和农民的联系，不是要减少对农民的服务而是要增加对农民的服务，是要让农民更加舒畅地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者：对于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撤乡并镇并村工作，您怎么看？

　　赵树丛：对于现在的并镇并村，我是赞成的。为什么我国提“城镇化”而不提城市化？中国13亿人口，大多不是集中在城市里，而是散居在农村中。未来将面临大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农民变市民，不仅仅是进城变市民，而且是农民就业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然后才是他工作地点即目前所说的户籍关系的变化。如果他的就业岗位没有实现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变化，户口迁到城里也没活干。所以不能期望农民都迁到城市里去，要建立新的城镇化体系，即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小城市、中心镇的体系。因此现在行政机构的撤并都要向未来的城镇化需求靠拢。并村要适可而止，要符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并村是减轻农民负担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一些村特别是山村，行政村的形成有几百年的历史，宗族、宗教、流域、地域等因素都在起作用。以后形成的村委会，行政力量会越来越弱。并镇是个政权架构重新调整的问题，并村是村民自治组织如何调整的问题，是村民自己的事情，并村和并镇是两个概念。

　　未来困难最大的还是事业单位改革

　　记者：对于农村事业单位改革，您有怎样的评价？

　　赵树丛：农村事业单位的改革要分几种不同情况。有些事业单位不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是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管理要收到县里去。我国的法律，虽然规定了乡镇是一级人民政权，但是除了极个别法律，大多行政执法的主体，都在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乡镇没有法律授权，如何行使职能？一些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机构，如农业科技服务、兽医管理、防疫管理等，都是经常发生的公共服务，需要国家设立一定的事业单位来承担。还有一些不是经常发生的公共服务，但是一旦发生还是要政府承担的，就应该由政府花钱向社会中介组织来买服务，所谓“花钱买事不养人”。比如现在大面积的虫情预报，肯定不是营利组织该干的事。但是买什么农药，什么农药最有效，就是营利组织可以办的事了。所以搞虫情预报的人可以养着，但是教农民用什么药、怎么打药的人就不一定要全养下来，灭虫这整套工作中政府只要做一部分就可以了。整套工作，政府既没有能力支撑，又要向农民收钱。现在的事业单位中，有一部分从事的根本就不是事业，是市场主体可以做到的，政府就应该彻底退出来。还有一些是政府必须做的事业，是不能退出的，是政府应该优先做的，如果没有能力做就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做。现在来看，未来困难最大的还是事业单位改革。现在最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哪些事业是乡镇这一级政府能够承担的，哪些事业是他们不能承担的。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这一级的财政很难真正建立起来。按照一级政权一级财政的规定，乡镇应该有自己的财政，但是安徽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大多数乡镇的财政靠县里的转移支付来运转。现在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减人减编，而在于乡镇事业单位怎样更适合乡镇政权运转的要求和农民发展的要求，因为我们的事业摊子越来越大。

　　发展经济，让自己富起来，还是农民目前最大的愿望

　　记者：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这对基层政府意味着什么？

　　赵树丛：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讲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句话，这5句话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现在农村的现状使国家的整体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生产力的发展要靠调动人的积极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调整生产关系，这就涉及农民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目前改革的时机比较成熟了，如果我们不把精力和眼光多往农村放一放，未来的发展就会面临很多问题，发展的良好势头就会受到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政府职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搞清楚农民需要什么和政府能做什么。我跑了安徽所有的县、大多数的乡镇，发现农民第一需要的还是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发展经济，让自己富起来，还是农民目前最大的愿望。目前改革的方向符合农民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要着眼于改革、发展，要以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为基础。我们如果能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综合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