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互信，才能有效应对禽流感　

　　社论二条

　　从呼和浩特禽流感暴发至今，今年秋冬我国禽流感防控战已经持续了四个礼拜。湖南辽宁等五个省区先后发生了六场较大规模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这期间，政府主动公布疫情信息、落实防控措施、出台应对预案；媒体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市民表现出了相当的警惕心和紧张感，但是并没有过度恐慌的迹象——在突发大型流行病面前，全社会的应对

　　禽流感突变难以预期、传播途径难以控制，而且可能暴发的人禽流感死亡率非常高，又有世卫组织的“全球大流感预言”时刻警醒，对比非典，禽流感带给市民的心理冲击理应更大。然而，常见于非典期间的个人和群体心理恐慌，并没有伴随禽流感出现。毫无疑问，我们在禽流感面前的表现更加成熟，更好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政府理性和个人理性。在这更好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开明的政府和更加成熟的市民，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市民之间，在禽流感所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的信任也正在增长。

　　经过两年前的非典之灾，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场流行病最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疾病本身，而在于它在人群中所引起的恐慌。正如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所说:“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因为恐惧比病菌传播得更快，比贫穷更加难以控制。而且，正如一个人的过度焦虑会导致他动作变形效率低下，自行泛滥的社会恐慌，将会消耗大量的社会应急能量，反而削弱了应对疾病本身的能力。

　　但是病毒突变充满不确定性，鸟类传播带来不安全感，对医学的探索充满了未知，在这样的疫情面前，什么能阻止人们心中的恐惧？其一，必定来自个人对客观现实的心理承受力；其二，人们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信息源，及时准确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组织者，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防控疫情应对危机。换句话说，人们需要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应对灾难，而是一个军团中的一员。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只有政府，处于信息中心和权力中心的政府，可以担当这个被信任的角色，这个阻止恐慌蔓延的角色。

　　禽流感至今未引起恐慌，除去人传人流感并未暴发的外部原因，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也可圈可点:快速地制定防控方案，及时通报疫情，邀请世卫专家，抓紧疫苗筹备、发放和普及注射，封村杀鸡，监督补偿……这些措施既证明了政府的应急行动能力可堪信任，也证明了政府对公众的信心。只有信任公众承受真相的能力、信任公众配合行动的能力，政府才能把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做得如此公开而有效率。

　　其实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并不只有利于消除不必要的恐慌，也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反过来，政府对公众的信心和信任，是它对公众保持诚意和诚信的基础，同样也是它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的基础。

　　禽流感，它最终暴发也好，它长时间地威胁性酝酿也好，全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地面对它。互信是团结和行动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涉及到的社会各种力量之间，它们之间的互信是首先的和必要的。只有达成了这样的上下互信，信息才能顺畅、及时、真实、有效地传播，才能客观而不被夸张地接收；只有达成了这样的上下互信，政策才能被详尽务实地制定，才能被准确地、有效率地执行；只有达成了这样的上下互信，在可怕的人传人流感真正到来之时，才能够将恐慌的损耗降到最低，才能够真正地将灾难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社会上下互信，必须开启于诚意和信心，达成珍贵的相互信任。公众多给政府一点信心，政府多给公众一点诚意，彼此迈出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端。要达成真正牢固稳定的社会上下互信，绝非一时一事之功，需要常态性信任的积累。但是在禽流感这样全社会动员的应急事件中，这种互信表现为必须。建立社会互信，禽流感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