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防艾模式“难找到病人”

　　本报讯（李刚）昨天上午，众多艾滋病问题专家和市相关部门领导齐聚上海社科院，参加一场名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的报告会。这项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上海社科院HIV/AIDS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表示，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必须建立一个政府职责和社会力量有机协调的防治模式。

　　艾滋发病率低但形势严峻

　　“中国的艾滋病发病率仍然很低。”两次走进国务院授课的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张孔来认为，现在我国艾滋病人从绝对数量上看似乎并不算多，上海更低，但是“艾滋病问题依然严峻”。夏国美认为，造成当前艾滋病困境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羞辱”，目前在一些地区的部分人群中，艾滋病发病率已经很高，目前处在由边缘人群向普通人群大规模传播的关键时刻。

　　现有政策可能找不到病人

　　成功战胜SARS危机后，政府部门更加重视艾滋病问题，此项研究指出，针对SARS举措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些措施对艾滋病同样有效。目前我国对艾滋病人展开的“四免一关怀”政策，采取了发放安全套等“降低艾滋病危害策略”，并设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的防治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一些“四免一关怀”的示范区，竟然出现了找不到病人的尴尬，因为病人担心向卫生部门暴露身份后将被亲人朋友抛弃，失去工作，婚姻破裂，而由于没有人深入处于隐秘状态的边缘人群中解释和动员，目前政府提供的艾滋病病毒免费自愿检测也常常少人问津。

　　社会防治模式有积极作用

　　“法官的权威在于他置身事外，可以公正判决。”但是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共用吸毒针具和“不道德”的性行为，这违背法律或道德，而政府既要保护高危的边缘人群，又要对他们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由此面临两难局面。这样就需要社会力量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民间非盈利组织不仅数量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非法存在”，而国外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已经证明，民间非盈利组织是对政府防治艾滋病力量的有益补充。

　　集合多学科的专家、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听取边缘群体和艾滋病人的声音、消除歧视和偏见，专家一致认为，战胜艾滋病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防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