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向全国人大建议刑事制裁恶意欠薪者(图)

　　11月10日上午，白云区原宝盈鞋厂的586名工人排着长队，高高兴兴地领回了被拖欠了4个月的工资。4个月前，他们本想按照老板的意思与工厂一起共渡难关，怎知老板拍屁股走人。当天，白云区法院在原宝盈鞋厂厂区将拍卖机器的部分所得款120万余元现场发放。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2005年9月，广州各级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为30．99万名劳动者追还

　　□专题撰文时报记者停云

　　又到年关，欠薪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处理不慎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广州的劳动保障突发事件，95%以上均是由于企业拖欠员工工资引发的。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率《劳动法》执法检查组来广州检查，副市长苏泽群、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张杰明、市中院副院长余明永同时建议，修改法律有关规定，对恶意欠薪者增设刑事制裁措施。张杰明认为，用人单位欠薪，应轻则“关门”严罚，重则判刑。同时，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广州市的这一建议得到全国人大检查组的重视。

　　现状

　　九成劳保突发事件欠薪引起

　　今年8月25日下午2时多，白云区石井镇宝盈鞋厂近600名工人走上黄石西路讨要欠薪，过往车辆被堵塞近两公里长。警察赶赴现场拦下队伍，经过4个小时的调解和劝说工人们才散去。后经了解，该厂从今年4月开始就因欠巨额外债而发不出工资，工人们几次找到时任工厂厂长的彭光雄，但都被告知“工厂现正在渡难关，希望工人们能与工厂一起挺过难关”。然而一直拖到8月，工人们不仅没有工资拿，厂长彭光雄也不见了，工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尽快讨回工资，近600名工人走上街头。

　　2003年8月，芳村区葵耀玩具厂拖欠该厂员工4个月工资，老板走佬！情急之下，约600名情绪失控的工人聚集一起，从珠江桥行进至龙津西路段。有关部门闻讯赶到，竭力劝说下，组织他们登上4辆公交巴士，抵达市劳动局寻求解决办法。

　　类似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老板欠薪逃匿，直接造成大量工人生活困难，同时制造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今年1~9月，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共接受和处理涉及工资发放问题的投诉举报36408批次，来访人数66281人次。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张杰明表示，95%以上的劳动保障突发事件，均是由于企业拖欠员工工资而引发的。

　　4年帮30万劳动者讨薪3亿多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广州市通过建立企业工资监控网络、强化劳动保障年审，加强对建筑、饮食等重点行业的专项监控等众多办法，大力防控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发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2005年9月，广州各级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为30.99万名劳动者追还工资、押金等达到3.291亿元。

　　2001年~2005年，广州市两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34775件，年均结案6955件，审结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达40211.99万元。其中，劳动争议案件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工资和加班工资方面，占32.4%，所有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的占40.2%，双方部分胜诉的占31.4%。

　　分析

　　欠薪问题有四大特点

　　处罚太轻企业不以为然

　　针对欠薪问题，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张杰明局长向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分析，其有四个特点：

　　建筑业多欠薪因挂靠单位多

　　张杰明说，由于建筑施工行业挂靠单位过多，管理制约力度不够，易引发欠薪事件。部分国有建筑工程企业挂靠了许多外地建筑工程队，这些挂靠单位，只交管理费和一些其他费用，主管单位没有强硬的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制约，对挂靠单位内部违法违规现象无法掌握和加以纠正，而许多劳资纠纷往往就发生在资质和管理较差的挂靠单位。

　　一些不良包工头“见利忘义”，甚至携带工程款和工人的“血汗钱”逃匿，引发员工集体停工，直接向工程发包方追讨工资，使开发商、发包商的声誉和经济利益都受到损害。一些包工头为向发包方索取工程款，常煽动不明真相的民工闹事后集体到政府上访，迫使有关部门向发包方施加压力，因而把经济问题与工资问题搅和在一起，给处理种类问题带来难度。

　　三无“企业”多查处很难

　　无牌、无证、无主管用人单位往往随便雇人，地点、产品变化不定，一旦出现问题，难以处理。一些城乡结合部有不少这类非法用人单位，当地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一直难以根治。“一些小老板招三五个工人，就在出租屋里作业，查处起来很难，总不好一家一户敲门入室吧？”

　　广州现在有多少这类三无“企业”？在其中从业的工人又有多少？广州市有关方面表示，比较多，目前大概有几十万从业工人。副市长苏泽群表示，这些三无“企业”是今年重点整治的对象。

　　欠薪处罚太轻企业不以为然

　　《劳动法》有关欠薪法律责任方面，仅在第九十一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有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张杰明认为，处罚的力度太轻。他说，现在，出现欠薪，一般只是要求企业整改，对欠薪严重的企业处罚也不严厉，最多只是罚一点拖欠工资的补偿金。因而很多用人单位经营者对此不以为然，造成恶意或随意拖欠员工工资现象比较普遍，直接伤害了职工利益，影响了社会稳定。

　　欠薪突发事件处理难度大

　　工人为讨薪，往往采取上街拦车或游行等方式，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按有关文件规定，凡是欠薪逃匿者的合股人、主管单位、场地出租方都有“垫付”员工工资的责任。同时，按有关规定，上级主管部门、场地出租方，即使被逃匿者拖欠款项，自身负债累累，也还是要被“责成垫付”员工工资。

　　张杰明认为，这与《民法通则》中“谁用工谁给钱”、“谁欠钱向谁讨”的原则不符。同时，向主管部门、出租场地方追讨与其毫无劳动关系的员工工资，难度非常大。问题越拖越久，越难解决，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老板欠薪“走佬”，近百名住在厂里的工人被治安员“请”出门。有代表建议，像这样的恶意欠薪行为，该由法律来惩罚。（资料图片）时报记者郑启文摄

　　今年6月1日，天河城二期工地一施工队工头为讨要工资爬上60米高的塔吊。图为该男子的工友在现场展示被欠薪的证据。时报记者巢晓摄

　　建议

　　修改立法增加“拖欠工资罪”

　　针对欠薪的这些特点，张杰明建议，借鉴国外处理用人单位欠薪轻则“关门”严罚，重则判刑的办法。同时，建立欠薪保障基金制度，从而与国际惯例接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也建议，对于有些用人单位故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如用人单位恶意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有些行业的包工头、个体老板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重违法行为，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刑事制裁措施，由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而对劳动违法行为建立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结合的、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

　　而此前，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在向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汇报工作时，也提出建议加大对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在立法中加以明确，情节严重的应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保障厅厅长方潮贵曾针对欠薪问题提交建议，建议修改《刑法》，增加“拖欠工资罪”，严惩相关行为。

　　方潮贵说，拖欠工资严重侵害了劳动者财产权，容易引发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使劳动关系稳定和社会稳定受到严峻挑战。而目前《劳动法》对拖欠工资的行为仅规定“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有12项罪名，但没有一项罪名涉及到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不法经营者熟知法律的惩戒底线，对拖欠工资满不在乎，甚至转移财产，想法设法逃避和阻挠执法行为，不少企业出现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心态。

　　他还表示，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职工非法占有企业财产达到2万元就构成犯罪，企业拖欠工资实质是侵占了劳动者私有财产，而且数额动辄达上百万、上千万，却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形成了突出的反差，暴露了法律对弱者权益保护的缺位。

　　反馈

　　企业主希望处罚勿一刀切

　　针对广州市提出的设立欠薪刑事罪的建议，全国人大《劳动法》执法检查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表示，执法检查组此次来广州等地进行检查，主要就是要对欠薪、克扣工资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等问题进行检查，并表示将在立法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表示，广州外来工多，流动人口多，个体工商户多，在解决劳动争议方面也有不少好的经验，这次提出的这些建议，执法检查组将带回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研究。

　　人大代表：给欠薪者定罪合理合法

　　对恶意欠薪者增设刑事责任于法有据吗？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明确表示，立法增设刑事责任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有法律依据。因此，他对此表示支持。

　　他说，国际上很多国家规定，欠钱恶意不还的就构成犯罪，而在我国，这方面观念还没转变过来，在法律法规上也没有明确规定，这对清理“三角债”保证法院“执行难”方面，都造成了困难。

　　朱列玉说，刑事立法上对是否构成犯罪的确定，首先就是看其是否造成社会危害，如果构成社会危害，就可以确定构成犯罪，确定罪名。而欠薪的社会危害性恰恰就非常大。他说，民工是社会最底层民众，他们为了获得微薄的工资，付出艰辛的劳动，供给衣食住行、老人赡养、小孩读书等等。一旦发生欠薪，直接造成民工上访、堵路等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危害性可谓极大。

　　因此，朱列玉认为，可以考虑修改《刑法》，增加相关规定。或者，可以由全国人大以单行的决定形式，确定这个新的罪名，从而保护广大民工等普通劳动者。

　　企业主：判刑应区分情节轻重

　　针对欠薪可能要被判刑的建议，企业主是怎么看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企业主，白云区一位私营企业主刘董事长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是否判刑应严格区分情节轻重，恶意欠薪影响特别恶劣的才应判刑。

　　刘董事长来自台湾，在白云区开办了一家私营的工艺品厂，工厂本身在当地合法经营，并无不良纪录。但当刘董事长听说企业主欠薪可能要被判刑的消息时，他还是吃了一惊。“太严苛了一点！”他说，工厂老板本身也是希望把工厂办好，工人拿不到工资就不会为工厂卖力，最终吃亏的还是老板。因此，绝大多数老板不到最后关头，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是不会拖欠工人工资的。如果对他们动辄以判刑来惩罚，太严苛了一点，毕竟让他们好好经营，可以养活很多人。对于那些恶意卷款逃匿的包工头、工厂主等，刘董事长认为，这部分人确实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适当判刑也是可以的。

　　肇庆市侨兴实业发展集团董事、总经理陈浩则表示，欠薪现象目前比较严重，对某些恶意欠薪者光采取经济处罚可能还不够，因此增加设立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措施，会令一些企业主在欠薪时考虑违法成本，从而规范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因此，他赞成增加设立刑事处罚的措施。

　　广州包工头不再包发工资

　　建筑行业将改由总包单位直接发放给工人避免拖欠工资

　　建筑施工行业是欠薪事件的“频发地段”，针对这一问题，广州市建委表示，将于今年年年底前开始对全市建设工程大力推行劳务分包制，制定规范的劳务分包管理办法。

　　同时，市建委还将按照国务院有关通知要求，会同市劳动保障局加强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的监控制度，改革现行由分包单位及班组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做法，采用由总包单位直接发放工资给工人后，再拨付工程款给分包企业；由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建立农民工工资储备金制度，一旦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立即由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从储备金中直接支付工资给农民工，然后再从工程款中扣回。

　　信息多面睇

　　李龙

　　“广州经验”

　　治欠薪值得期待

　　到底该如何治理欠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棘手问题。在全国人大检查组来广州执法检查期间，广州市提出“对欠薪者实施重罚，严重者可以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看到这个消息，饱尝欠薪之苦的民工兄弟或许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今后《刑法》中真有了“拖欠工资罪”，相信那些无良老板们在拖欠员工工资时得考虑一下后果了。

　　广州外来工多，流动人口多，个体工商户多，这些客观条件导致了劳资纠纷问题相对较多。而95％的劳动保障突发事件都是由欠薪引起，足以表明欠薪这个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劳动监察部门尽其所能地为民工兄弟讨回了一笔笔血汗钱，但《劳动法》对欠薪者的处罚不力、相关部门对欠薪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力，决定了欠薪问题在短期内的必然存在。

　　我们不支持外来工用跳楼、堵路等过激行为追讨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在谴责恶意欠薪老板的不道德之举时，是否也应反思一下，是什么让他们产生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心态。毫无疑问，是法律对弱者权益保护的缺位，是得大于失的利益诱惑，让老板们敢于铤而走险。因而，此次广州市提出对那些恶意欠薪者轻则“关门”、重则判刑的建议应该是个积极有效的措施，用重典来约束恶意欠薪者，在当前的劳资环境下，似乎是个别无其他的选择。

　　其实，广州乃至广东在处理欠薪方面有过一些经验创举，比如立法规定“欠薪逃匿”承包人欠薪发包人垫付，建立欠薪预警机制，外来工工资不再由包工头发，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能够更好处理欠薪问题的有效良方。现在，趁着全国人大检查组来广州执法检查之机，再一次提出修改有关法律规定，增设“拖欠工资罪”，而检查组也表示“广州经验”值得认真研究，这无疑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心。有了一个积极解决的态度，有很多“广州创举”成功的先例，这一次解决欠薪的“广州经验”让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