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抗生素，主管部门何以缺席

　　有所谓

　　贺贝媒体从业者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治疗成本上努力挖潜，使病人用药比例、病床周转率和住院天数等指标近年来持续下降；“收红包者立即下岗”活动，也获得超过93%的满意率。近日，

　　作为对“看病难”的回应，卫生主管部门强调的是“监管难”。但是，医疗中大量违法、违规现象的长期存在，是真的因为监管难还是行政不作为或少作为，颇令人质疑。以抗生素使用为例，抗生素的滥用目前已近乎失控，其在经济、健康和临床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副作用，使良心未泯的医者都会忧心忡忡。一个医疗机构能出台“规范使用”的监督制度，而对问题严重性看得更清楚、监管上更具优势和权威的卫生主管部门，为何如此“无能为力”？

　　与此相类似的是，不少法规、政策的落实，监管难度不会高于抗生素的使用，但执行上却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卫生部关于允许患者院外配药的规定，笔者近期涉足的几间大医院，竟无一能给予纸质处方；“不同类别用药使用不同颜色处方”的本地医政，统统被电子处方枪毙掉，要想院外配药难上加难。落实“配方自选”规定，到底有多大困难？又如，器官移植、椎间盘手术、微创手术等等，其技术资质行内早有公认，但不具资质的正规医院热衷这类热门项目，竟成公开的秘密。主管部门以“无法约束”一推了之，然而，难道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规范手术资质、重罚违规者，不是主管部门应当履行而且不难做好的职责吗？

　　有效监督抗生素滥用的措施，来自单个医疗机构而不是主管部门，说明主管部门对违法、违规医疗行为的监管，非不能为，是不想为。然而，医政医改的执行，单靠医院的自律是不可能的，在既得利益之下，能够自律的医院也不会很多。由此看来，地方卫生部门的管理问责制度不可或缺，否则，更好更可行的医改措施也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