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的园林（一周推荐）

　　大凡关于“圆明园”，总是与一段屈辱的记忆连接在一起。每次随友人到圆明园，总是要到里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看看，那些被反复播放的“录像”，无不向我们暗示：“圆明园”是一个民族隐痛的“结点”。这种带有民族情绪的“见证”会让我们把“园林”本身象征化、符号化———对园林的践踏与毁坏，即是对民族本身的践踏！这样的逻辑亦无不可，然而却让我们直接“跳”过“一园子的文化”，外力固然可以让“文物”毁于一旦，但一种园的文化的“失落”，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静寂。

　　汪荣祖先生的这本《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要展示的是“园”的文化更深层的消逝的历程，多少有“重盖七宝楼台”之想，我多少愿意将其比作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或《西湖梦寻》，笔致后面有着莫可名状的哀绪缠结，多少有点“梦忆”的兴味，而此“梦”少了些个人的哀思，多了些史公的以“诗心”入“史”的豁然。“南疆痛史话从头，碧海鲸波震九州；漫道圆明劫后火，且凭记忆写琼楼。”此为作者“书成三题”中的一首，正好借来一用。作者先着手“重现”圆明园的布局，继而展示建筑的美学与功能，再深入到与建筑有关的政治与文化活动，最后探其兴衰之迹。从三千宠爱到繁华散去，才显出一个“园”的由“盛”及“衰”的历程，究其“圆明”两字，有“圆融与普照”之义，然而佛家之谓“完美”恰恰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万境终归空，这多少是“圆明”之自解，亦是盛衰之理。

　　古人作《海赋》，从海之上下四旁着手写之，若金圣叹所说“迤俪”写开，对于“园内”的大千世界，拙文鞭长莫及，姑且只示棋盘一角，作为蝇头小注罢了。大凡关于“圆明园”的第一章都以“火烧”为题，是“废墟里的哀叹”，这类以“闯入者”的“破坏史”似乎忽视了“园”的另一面，那个被“保护”起来的“历史”。

　　现存的史料查到一些颇有意味的案例：如1774年，在长春园的西洋楼工作的一个名叫二格的满洲男孩正要爬墙外出时，被一名巡逻兵捉到，男孩供称逃走的原因是因为外出回来时迟到，受到主管狠毒的笞杖。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这名满洲男孩接受让人吃惊的一百大板重罚而后被流放。由于他是满族，可以戴两个月的枷锁来替代流放，这个惩罚案最后经皇帝御批后执行；而乾隆于1744年，看到太监刘玉坐在栏杆上，认为这是极为无礼的举动，就把他交给其主管，责以四十大板；1779年的夏天，好几名苑丞因为池塘里的莲花太少、太稀疏而遭到责罚，他们每个人都被罚俸三到六个月；就连圆明园里种田的佃户并不是作为点缀之用，1787年春天，农田上的麦子显然因播种工作粗心大意而呈现杂乱，结果苑丞长福和他的副手们每人都因疏于职守而被罚一年的俸银。

　　而对“火灾”这类的防范就更为严格，在1756

　　年2月就有一班太监，因为在“春宇舒和”值班没几天就意外地两度发生火灾而遭受严惩。太监杨明在打扫时吸烟，被发配到黑龙江附近的满洲边陲为奴。太监曹玉善则因同在二楼，未能劝阻，也同时遭到流放，而这两个太监的主管杨进朝也被指为“疏忽职守”，被判戴上枷锁两个月、鞭打一百下，更高位阶的总管太监李玉与陈进忠每人缴相当于一年俸银的罚款，以分担这次起火事件的责任。而当晚起火时，两个平时在现场的工人临时被调派到别的地方，却因不在现场而被“宽恕”……这些颇有意味的细节，可以组成一部“规训与惩罚”的“园林史”，通过这样的一套制度，园林的主人不仅牢牢地“锁”住那个园子的春色，享受着“壶中日月长”的岁月，他们“园”的观念终究是“口”围起来的“另一个世界”，它可以远远地拒绝外面的世界，直到英国联军敲开那座园林的大门，事实上，这座园子的悲剧早就开始了。

　　《江南时报》(2005年11月17日第二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