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银币的两面”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7日05:14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吕同六

　　吕同六先生走了，带着他对人生的眷恋和对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执著。对吕同六的去世，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对当今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仍然无法攻克某些疾病感到无奈。

　　吕同六是我国意大利文学的杰出翻译家。他对意大利中世纪文学和古典文学有精深

的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翻译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我的印象中，他不知疲倦，有使不完的精力。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译介了一百多位意大利作家的作品。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和夏侠等三位当代意大利文学大师，隐秘派诗人夸西莫多、蒙塔莱，剧作家皮兰德娄、达里奥·福等作家都是通过吕同六的译介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其实，更重要的，吕同六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意大利文学研究家。他认为，“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研究也需要翻译。两者密不可分，理当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他的这一看法是十分精当的。他自己在动笔翻译之前，总是先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而且常常是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来进行翻译。可以说，吕同六是位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关于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的关系，他曾形象地比喻为“一枚银币的两面”。在文学研究方面，研究范围涵盖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意大利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他曾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爵士勋章和意大利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等。说吕同六是中国引进和传播意大利文学的开拓者，这一赞誉是非常贴切的。

　　我和吕同六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之时。他文质彬彬的学者气质和表面上有些矜持的个性，加之我与他的专业不同，所以开始只是一般的认识。不久，他参与编选一套《世界小说佳作丛书》，其中也收了一篇拙译。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还是初始阶段，这套佳作丛书的出版为“文革”时期被长期封闭的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打开了外国文学的窗口。此后，我与吕同六的接触逐渐增多。1986年，吕同六受命筹备与创办《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我配合他工作。我们都没有办中文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的经验，初创时期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吕同六思维敏捷，点子多，各种困难逐一得到克服。从栏目设置到选题的确定，他都作了精心的考虑与安排。根据当时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和需要，吕同六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将理论探索和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作为刊物“两翼”的意见，在这两个重点的基础上，也不忽视对古典文学、比较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发展态势的关注与研究，并开设“我与外国文学”专栏，旨在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一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这些设想在刊物上得到体现。《外国文学评论》在今天看来，它的内容是厚重和扎实的，得到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在与吕同六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学者。一些问题和命题，如关于非理性、解构、“话语的颠覆”等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流行话题，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约定俗成”的禁区。吕同六认为，诸如文学中的非理性等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将其视作禁区而加以回避，这种态度是消极的，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去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这样，《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伊始，不仅刊发了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和文学的主体性等当时的“热点”文章，也对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敏感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当时开放程度远不及今天的政治和文学的大气候下，对非理性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议。但是我们的学术探讨是严肃的，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辨析，突破了历来对非理性问题的批评模式，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难题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认同。同时，在吕同六的组织和主持下，《外国文学评论》扩大了刊物的影响，确立了它作为我国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主导刊物的地位。

　　还有一点，今天回想起来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吕同六对年轻研究者的爱护与提携。他提倡“不拘一格选文章”，只要文章内容扎实，观点新颖，有独立见解，而又言之成理，不论作者是名家还是无名之辈，是业内人士还是外国文学爱好者，都一视同仁。这样，一大批此前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名字就频频亮相于《外国文学评论》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今天已经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我与吕同六一起工作的几年里，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配合很默契，整个编辑部的气氛也很融洽和活跃。往事如今历历在目，但是吕同六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过，他在冥冥之中完全可以感到安慰，因为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17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