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是精神追求（新作鉴赏）

　　贺绍俊

　　一个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放弃了在部队当专业作家的位置，选择了到作家协会做一名领导官员，于是卷入到错综复杂的人际纠葛之中，最终他既没有在官阶上往上再迈一步，也没有写出新的作品来，这个作家对自己的选择是悔还是不悔？刘兆林代这个作家说出“不悔”二字。《不悔录》细致描绘了作家柳直在这种选择中和选择后的种种遭遇。刘兆

　　我们常常会引用一句名言：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显然，作家的写作关乎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人们的期待中，作家应该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用手中的笔。而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也无不珍惜手中的笔，虔诚地履行着这一神圣的责任。虽然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由于这种责任感受到质疑，但作家们仍然视文学为精神王国的宠儿。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巨大的市场化潮流冲击下，文学仿佛要弃精神而去，而与商业和物欲勾肩搭背结为亲密伴侣，继而共度蜜月。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处在一个混沌、迷茫、蜕变、转型的时期，也是文学界表现得最为浮躁、最无章法的时期。《不悔录》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发生的，柳直脱下军装，进入到作协机关，仿佛到了另一重世界。作协虽说是一个群众团体，但在几十年的体制化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构，群众团体的名分反而使官僚文化在这里缺少应有的扼制。柳直到作协后的第一个党组会，竟然拖拖拉拉好几次才开成，会议的结果就是书记和主席针锋相对矛盾白热化，从此书记和主席坐不到一起。作协工作近乎瘫痪，刚来的柳直就成了书记和主席矛盾的缓冲器，维系了作协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市场化则将作协机关的物质利益凸显到表面，以往清高清流的作家、编辑们突然间变得斤斤计较起来，物质文化弥漫在作协机关里。以作协为标志的文坛最应该具备的精英文化就变得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了。小说通过落实建新大楼的规划、筹备作代会、调进小护士、开舞会、撤稿件等情节，比较真实地揭示了文学界在社会经济大变革中的浮躁、无序、尴尬的处境。

　　《不悔录》的重点并不在揭露上，单纯的揭露很容易停留在客观表面，给读者的感觉是现实揭露有余，精神升华不够，这是那些单纯揭露性作品的普遍毛病。刘兆林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展示主人公柳直的心路历程上来。《不悔录》的用意显然来自卢梭的《忏悔录》，这需要以诚实之心袒露心迹，也需要作者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来反思历史反思自身。作者本人就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多年从事作协领导工作的作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柳直融入了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其反思的效果更为彰显。我以为，作者所取的“不悔”的姿态，与其比附宗教式的“忏悔”，不如看作是追慕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境界。尽管他们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感到过迷茫，他们也在市场化大潮里呛过水，但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追寻理想王国的精神目标，哪怕这一目标一度退隐到了内心深处。

　　读《不悔录》时，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处境中所进行的灵魂挣扎。小说所反映的故事大致上也是这场讨论的前后，柳直所处的作协小环境正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尽管柳直在物欲诱惑和矛盾交锋中露出自己的短处，滋长出一些不光彩的念头，但他毕竟通过这一过程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于是曾经迷茫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小说结尾在澡堂里大概就包含了这样的寓意。党组书记盛委的猝死使得糊涂的人们惊醒，柳直、铁树和新来的书记姚曙光在澡堂里相互搓掉身上的泥垢，用一副干净赤诚的身心去面对未来。这样看来，即使我们的文坛曾经浮躁、混乱甚至任其堕落，但我们仍然“不悔”，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伊”，因此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洗礼。那么，不悔的作家们有理由期待着迈进人生的最高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7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