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3)

　　六、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张培刚先生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肩负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起关键

　　他说：“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显然首要地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卷入过深，则势必会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的政府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性，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可以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应当做并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等属政府的职责范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重要意义。”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闯过难关，张培刚先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何在呢？从理论上言，以及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必然是这样，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个人认为，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愈简单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一定要大胆改革，解放思想。”

　　结尾：张培刚先生在结束这次对话时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他说：“回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他和吴于廑、韩德培（张培刚与前两位被成为哈佛三剑客，记者注）等同窗好友相约从哈佛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贫穷落后而被人瞧不起的那种闷气，义然辞掉国外优厚待遇的工作回到祖国，立志要为中国学术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不料回国后，由于极“左”路线，历经坎坷，耽误太多，浪费了许多时间，此志终于未酬。在这方面，他现在特别寄厚望与青年好学之士了。今后主要靠青年学者和好学之士，来继续为祖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取平等的地位。”

　　张培刚先生说：“现在正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伟大时代，破旧立新，可以说到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我们要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特别是经济科学。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本国经济，不可能没有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因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肩负重任、责任感重大！现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与前些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个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比喻它已经上了车，车子开动了，是停不下来的，它会有阻力，会有弯路，有时候会慢一点，但谁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行。要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任务十分艰巨，亦非一朝一夕或一年两年之功，而需要数十年乃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已届耄耋之年，仍要老牛奋蹄，但我更寄希望与全国有志之士，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来共同担负这一伟大使命！”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简介：

　　张培刚，男，湖北省红安县人。1913年7月10日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张培刚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他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随后又在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主要著作有：《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英文稿，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春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1984年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新发展经济学》（主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增订扩大版；《张培刚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他1945在年美国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的获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张培刚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接着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使他在35岁之后的30年这一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离开了学术，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已故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语，2000年）但不管怎样，他的博士论文在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初期发出了炫目的亮光，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因此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展现张培刚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张培刚先生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