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2)

　　三、研究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懂得历史

　　张培刚先生说，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这还很不够，还必须分析非经济因素，这就需要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特别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地域广阔，

　　“你看美国独立的那一年是1776年，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那一年发表的，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你学习历史，就要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才记得住。你要了解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启蒙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十七、八世纪，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就要看看这段时间的历史。研究经济学的，特别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定要读一读。总之我们学经济这一科的，除宏观、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要掌握外，历史的东西一定要多读一些。而且平时多看点历史，对开阔人的眼光，提高考虑问题的深远度都很有帮助。”

　　张培刚先生曾经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谈起，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分支，叫经济史学，又分为几个流派。他说，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两个指导老师也是在1883年这个重要年份出生的。一个是布莱克教授，一个是厄谢尔教授。他们分别是世界上颇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布莱克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厄谢尔是最早写技术革命史的，他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历史，解释经济发展。

　　张培刚先生到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时，两位教授都近60岁，到1945年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他们都60出头了。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曾讲到，厄谢尔的区位理论是动态区位理论。厄谢尔是美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之一。解放初，厄谢尔教授曾写信要张培刚先生回哈佛大学任教职，被婉言谢绝。这两位教授对自己这位杰出的学生有着很深的感情，多年后，张培刚先生多次充满感激地回忆与之相关的往事。

　　四、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

　　记者：您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关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要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请您就此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培刚：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光谈经济因素就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它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

　　记者：我们注意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帝国”学派早已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民主政治（布坎南因此获诺贝尔奖）、法律问题（科斯因此获奖）、婚姻和犯罪（贝克尔获奖）、历史问题（诺斯和福格尔获奖）。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您认为那些非经济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呢？

　　张培刚：首先是历史因素。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一百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左倾路线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另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一千八百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它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人口与地理的因素。先看人口因素。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农村有两句话是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就少了，这是消费的观点。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作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已提高到现在的7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次，谈一谈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像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非常大，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是原始社会的遗迹；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就好像是时间上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的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第三是政治因素。任何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改革和发展都谈不上。我国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采取了一些政策，有些人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但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改革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这种走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难以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所以，我们看问题要辩证地看。

　　五、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张培刚先生说：“1883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去世，凯恩斯出生，熊彼特也是这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大经济学家。最近，美国好几次进行民意调查并发布消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即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学者，如果谈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有时是马克思摆在前面，有时是爱因斯坦摆在前面，反正是他们两人。如果说四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那就如同西方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列示的，除了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之外，还包括凯恩斯。”

　　如何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进行比较，张培刚先生在194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新经济学”谈到凯恩斯和马克思》，对两人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和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进行过比较。文中写到：“就反抗死硬的正统学派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则两人的看法，根本异趣。”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批判资本主义，但批判的目的不同。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成长、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在其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终究是必然崩溃。凯恩斯则不同，他是要挽救资本主义。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和病象，但却力图去把它治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不同点。

　　张培刚先生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中期，他所看到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血与火的惨景，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失业的人流落街头；看到的是资本私人占有和对劳工的血淋淋的剥削。因而他要揭露资本主义，并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剧，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语言不能说没有完全实现，也不能说已完全实现。总而言之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张培刚先生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至于他的具体结论，要根据时代、地点、条件不同而有所改进和发展。这本身是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理论也必然会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比如劳动价值论，未必就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这似乎有点武断。如果你承认非活劳动，包括资本等对创造价值有帮助，让这些要素参与生产与分红，事实上也就承认这些非活劳动因素能创造价值。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但现在我们国家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张培刚先生称凯恩斯的经济学为“萧条经济学”或“衰落经济学”，他认为凯恩斯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桥修路，甚至是建了又拆，拆了再建，修了又挖，挖了再修，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就业。凯恩斯的主张当然是要在资本主义处在危机时挽救资本主义。但如撇开这一目的，凯恩斯的学说和主张对其他国家解决经济紧缩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张培刚先生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政府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借用的这种办法。从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到今天他的学说在发展中国家还发挥一定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凯恩斯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