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到了晚年仍然抱着“做点实在事情”的心愿，陆续写下了五集《随想录》，其中写怀人的内容不下几十篇，有鲁迅、茅盾、老舍、丰子恺、傅雷、叶以群、方令孺、马宗融、冯雪峰、胡风、靳以、赵丹、叶非英……《怀念胡风》一文在巴金追忆友人的散文中算得较长的一篇。
巴金和胡风是当年东南大学附中的同窗，那时胡风在学校里已是一个活跃分子，原
名张光人，原籍湖北。巴金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方国亮就是指的胡风。后来胡风去了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立即参加“左联”工作，深得鲁迅先生的信任。1935年秋天，因《译文丛书》的关系巴金和胡风接近起来；但很少读胡风的理论文章，当时他同周扬正在进行笔战，争论关于典型论和国防文学的问题。
巴金认识胡风有二三十年，交谈却很少涉及文艺问题，也不读胡风的文章，因为作家“写文章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赞扬胡风办刊物、编印丛书是为了培养人才，他那“一片爱才之心”倒成了“反革命”的罪名。有一次谈话巴金问胡风：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他简短回答说：“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这是指建国前胡风在香港曾经遭遇到“尊敬的友人们”的围攻，因为他对“现实主义道路”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所致。1941年春巴金从成都回到重庆，看到胡风从香港寄来一首古体诗刊在《新蜀报》上：“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忠臣。”诗的含意很深，不久胡风重返重庆，他俩常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见面与交谈，那时胡风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为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建国后这两位大文学家在北京见面就多了，而且都被选为四川省的人民代表。
巴金最难忘的是，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做出了一些对不起这位老友的错事。在1955年那一场“斗争”中，巴金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在别人看来早该忘却了，但“它们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巴金不想推卸个人的责任，而是坚持勇于自我解剖的原则。迫于当时政治形势必须公开表态，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第二篇《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也是为了让自己过关，事情是真的却做了违心的曲解，在那时候相当时髦，结果是“先打倒别人，再打倒自己”。写第三篇时实在无话可说，便挑选“胡风派”小说家路翎的《洼地战役》作为枪靶，发表时已是面目皆非，给作者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这样做根本不尊重作者的写作权利，荒唐到了极点。实际上巴金对“胡风集团”事件不无反感。
等到胡风平反后两人再见面时，巴金这样写道：“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自己。”在“文革”中胡风被重判为无期徒刑，才使这位个性刚强的人在精神上陷入绝境。巴金能够坦然地反省自己，更“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这颗艺术家的心多么赤诚与善良！况且他自身在“文革”中同样遭受了迫害，爱妻萧珊无端地死去，是因为受到了自己的连累。人在受到暴力摧残时却求告无门，这便是历史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因此令人深恶痛绝之。巴金联想到对待胡风的“表演”时说，我“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这分明是对人性的弱点———自私与胆怯的无情鞭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