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市场需求情况的变化，在现代企业的竞争中，竞争已从表面上的产品竞争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的竞争。也就是说，一个企业要做到最优秀，最具有竞争力，必须在企业文化上下功夫，塑造卓越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从重视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制度等开始转为重视企业的价值观，体现了企业的组织行为的整体性，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及地域

　　一、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基本特征及政府导向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根本性变迁（一种国际性话语）。但是，上述认识忽略了两个前提要件：一是引起社会结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当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确立后，其社会变迁整体步入进化过程，一般不采取社会革命方式，以回避其可能“打断”或“中断”正常发展的风险；中国社会转型“稳定压倒一切”和“有计划、有步骤”的诉求与选择，正是对这种“一般”规律的表达。二是所谓“社会结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实质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变迁；但中国社会转型却是以基本制度不变为前提的，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既因其全球化与本土化契合的历史必然，又因其社会变迁选择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具体方式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性质；但因为基本制度不变而又仅仅具有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的性质。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转型一方面面临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和秩序性安排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期许和尊重“优胜劣汰”市场法则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使中国社会持续的顺态发展趋势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个体分化、群体性分化持续扩大趋势并存。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一是区位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区位结构的变迁在两个方面推进：传统的城乡区位结构变迁和新出现的东西部区位结构变迁；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与自发的过程，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的主观作为和政策使然。改革开放使中国原以“九大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区位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为中心的区位结构。这种新的中国社会区位发展的中心化与边缘化结构变迁，被逐渐固定下来，并促使区位间的结构性差异迅速扩大。

　　二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投入的区位、时序发生改变。与国家目标改变和国家政治观重构（“和平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联系，国家战略性资源配置方式与投入时序也随之发生调整。这种调整，首先表现区位性优惠政策的实施。区位性优惠政策的实施，引起不同区位的差序关系发生和导致区域性社会的必然分化。目前，不同区位在发展速度与质量上，已经鲜明地呈现出东、中、西走向的递减效应和社会分化呈反向递增的现象。

　　三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手段等等的逐步市场化，持续增强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使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在优胜劣汰环境中发生分化。

　　四是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一方面，基本制度期许的、社会基本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即经济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有机统一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原有社会阶层发生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逐步形成；同时还出现了本土性的“边缘阶层”（农民工、下岗职工）和“交叉阶层”（兼有第二和第三职业者）。

　　（二）中国社会转型引致的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特征

　　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全球化、市场化、差异化等经济发展和生存状态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使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逐步表现出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的三大特征。

　　一是全球化特征。人们的文化视野日益拓宽，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日益凸现。人们创造了多样化的当代文化，并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与此同时，文化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从而使人们在文化快餐中失落了崇高与英雄主义气质，导致和加剧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从而形成某种事实上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主义。

　　二是市场化特征。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交流空前加快，并以空前的规模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以空前的包容性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夸大了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正当性，贬低了精神追求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用经济标准取代文化自身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社会大众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

　　三是世俗化特征。人们用世俗化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于缥缈的理想和彼岸往往采取否定，或者悬置的态度。人们从关注生活世界本身出发，专注于生活世界内部的部分之间的因果联系。人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创造了先进的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进而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合理化。世俗化的加强，消解了人们心中的神圣性，导致了生活的零散化和世界的单质化，造成了人类社会众多的异化现象。

　　（三）政府对我国社会转型的最新政策导向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出现的变化，针对转型期间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现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目标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缓解社会内部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是各类矛盾凸现和激化期，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更加复杂，据有关机构分析，中国的“基尼指数”已达0.46，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甚至高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加剧，标志着社会进入利益分化、博弈、冲突的时期。而“和谐社会”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标志着社会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升级。宏观角度看，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主要体现在：国家民主法治的完善程度、社会的公平程度、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平衡程度、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等，这与小康目标提出的数量指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微观角度看，“和谐社会”更注重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受。据国外机构研究，真正的“和谐”只有15％与财富有关，而更多来自心理、精神层面，如民主法制、公平公开公正、观念意志、友情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和谐”。可见，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社会共同目标。

　　二是“和谐社会”是混合多元的整合理念。“和谐”就是多元因素的有效整合，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这也符合我国文化中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传统理念。就社会来讲，主要是用混合所有制的新型资本形式包容和整合不同资本的和谐发展，使文化、思想更趋多元化，认可人们生活方式、需求、爱好的差异，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有利于保持有机体的生机和活力。

　　三是“和谐社会”是动态的相对平衡。“和谐”体现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有能力协调和解决利益矛盾并化解冲突，形成利益关系的相对均衡。“和谐社会”允许差距的存在，但必须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尺度内。平均主义不是“和谐”，而是相对的不公平。对于社会来讲，改革主要侧重于社会公正和公平。

　　四是“和谐社会”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建设和谐社会要从持续发展的层面加强与国家、民族等各种内、外部关系，以及自然环境的协调，体现出持续共建社会，共享社会成果的宽容度和社会责任意识。

　　二、中国社会转型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脱离不了中国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给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文化“全球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渗透，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新思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WTO的“后过渡期”，表明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体制机制的变革，更带来思想观念、管理理念、文化意识的转变。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对华投资，国外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与中国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展开竞争。这进一步表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3C”变化，即顾客变化、竞争变化、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树立全面开放的意识，企业文化应该积极与国际接轨，主动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