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派驻厂长暂停执行　

　　街道办：派驻厂长暂停执行

　　龙岗街道办正式回应本报报道，表示该制度好处多多只是措词欠斟酌将加以完善

　　关注派驻厂长

　　本报讯本报连续数天推出《关注“派驻厂长”》报道后，龙岗街道办终于对此作出正式回应。昨日下午6时许，该街道办工作人员向本报发来一份《关于对“派驻厂长”报道的说明》(下简称《说明》)。《说明》对“派驻厂长”制度做了进一步解释，表示从“实际效果”上看，该制度有多种好处；该《说明》未提要暂停执行该文件。但记者昨晚9时从龙岗街道办获悉，目前“派驻厂长”文件已暂停执行。

　　《说明》从“初衷和由来”、“基本做法”和“实际效果”三个方面，对龙岗街道办在今年9月13日下发的“办公室”文件——《龙岗街道全面推行向辖区企业派驻厂长工作方案》(简称为《方案》)再次进行了详细解释。

　　在“初衷和由来”中，《说明》表示，制定该《方案》主要是要加强管理，“强化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等，以及要“妥善解决一些回乡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记者注意到，虽然《方案》中在“派驻范围”中明确说明是“全街道有牌有照的生产加工类企业”“只要持牌经营，厂址在本街道都属于派驻厂长的范围”，而《说明》中则对此强调表示：“《方案》涉及的主要对象是辖区内加工贸易类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企业和租用厂房进行加工贸易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

　　《说明》在“基本做法”中表示，“业务部门起草该《方案》，其本意是为企业着想和维护劳务工合法权益，但行文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于加工贸易类企业的情况，有些措词欠斟酌，容易引起歧义。如‘派驻’一词就措辞不准”，但“无论是其本意或是在具体操作中都不是指派、强派、摊派的意思”，“而这次我们发文的对象只限于街道各社区，目的也只是向社区推介这种做法。我们实际上只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平台，以人才交流会的形式组织举行招聘会，由企业和居民面对面自愿地进行双向选择”。

　　对《方案》中“厂长”一词的解释，《说明》表示：“这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职务”，“实际就是经贸业务员，他们从事的是报关、财会、出纳、统计、仓管、工会等工作”，也“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只拿工资不干活’”。

　　《说明》在最后的“实际效果”上，对发文件推广的“派驻厂长”制度进行了肯定，表示其“加强了对企业的服务”，“有效协调了劳资关系”，“有效减少了走私和欠债(欠薪、欠租)逃匿等违法行为”。

　　最后，《说明》表示“欢迎舆论的监督”，“对于该《方案》中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将加以完善，不妥之处，予以纠正。”

　　龙岗街道办对派驻厂长报道的说明

　　——摘录

　　《南方都市报》社驻深圳记者站：

　　连日来，贵报对我街道“派驻厂长”的报道，我们相当关注，现就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初衷和由来

　　今年以来，我街道的劳动和经发等职能部门，……起草了《龙岗街道全面推行向辖区企业派驻厂长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我们的初衷：一是借鉴原来对“三来一补”企业实行“中方厂长”的经验，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和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二是该《方案》涉及的主要对象是辖区内加工贸易类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企业和租用厂房进行加工贸易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五是进一步扩大就业渠道，妥善解决一些回乡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二、基本做法

　　业务部门起草该《方案》，其本意是为企业着想和维护劳务工合法权益，但行文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于加工贸易类企业的情况，有些措词欠斟酌，容易引起歧义。如“派驻”一词就措辞不准，这是沿用原来“三来一补”企业的习惯叫法，无论是其本意或是在具体操作中都不是指派、强派、摊派的意思……又比如说“厂长”，这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职务，我们向企业推荐的也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厂长”，这一名称也是原来“三来一补”企业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延续性称呼。《方案》中推介的“厂长”实际就是经贸业务员……

　　三、实际效果

　　从客观实际情况看，这种由政府引导、企业自主选择，经过业务培训的经贸业务员受聘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劳资双方的关系协调，营造和谐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效果明显。

　　……

　　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对我们基层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作为街道办事处，我们也欢迎舆论的监督。基层政府承担着繁杂的工作，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差错……对于该《方案》中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将加以完善，不妥之处，予以纠正。

　　龙岗街道党工委办公室

　　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对话

　　本地厂长：“派驻厂长是把双刃剑”

　　对话背景

　　6年前，陈先生在宝安区工厂车间做了半天工作就提出辞工，老板一句“难道你原住民就只能收租不能做事吗”激奋了他，他留了下来；6年间，他由车间工人一路打拼到如今厂长的位置。由于表现出色，他被宝安区有关部门推为原住民学习的典范。他曾经在大礼堂给上千名原住民上课：“人不劳动就肯定是痛苦的！”他总是这样激励自己的乡亲，鼓励他们与外地人同台竞争，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担任本地厂长期间，陈先生对本地人的生存状态有所研究。他说，本地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衣食无忧，曾经苦苦追求的东西一下子全部拥有了，而不知道自己还能追求什么。对于向企业派驻厂长一事，他认为这个政策是把双刃剑，未必是真正对本地人好。由于担心自己的身份可能触怒本地人，应他的要求，本篇对话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单位。

　　记者(简称“记”)：这次龙岗街道办出台向辖区企业派驻厂长的政策，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知道你怎么看待？

　　陈先生(简称“陈”)：最近我们都在看这一系列报道，大家也会在一起探讨，说实话，触动挺大的。

　　“厂长”头衔，激化了好多矛盾

　　记：你本人也是原住民，而且也在企业做本地厂长，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陈：政府其实是想帮助我们原住民，但是我个人认为政府是一片好心，做得却未必正确，这个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记：怎么说？

　　陈：政府想让我们自力更生肯定是好的。但错就错在“厂长”二字，这一头衔激化了好多矛盾。

　　记：你们的心理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

　　陈：对，受经济、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影响，原住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群体；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也可说他们的内心是很脆弱的。当你进工厂时，老板不给你办公室和办公桌，反而说你不用来上班每个月过来领工资就可以时，这对原住民内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在这里又有什么用？老板都不让我做事情，根本是一个多余的人。

　　记：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

　　陈：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有一些原住民，你叫他进工厂他不去，他宁愿去村里的联防队。做联防队员和进工厂拿的钱一样多，但是做治安员自由啊，又比较有面子。其实，结果都一样，学不到东西，而且整个人会变得很颓废，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前进的能力。

　　钱财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来了，我们不用付出任何努力

　　记：是否原住民就不爱劳动呢？

　　陈：谁说的？在我小时候，我一边读书，还要一边种田，有时还要放鸭养鹅，我的那些朋友们，谁不是放牛过来的？记：城市化给你们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1988年我们开始不用种田，洗脚上田。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各种各样的工厂陆续涌入村里，村里也开始盖厂房搞工业园区，收厂房租金；伴随着工厂的入驻，很多外来工人也来到村里，村民开始在自留地上盖房子出租，这个时候我们的钱一下就多了起来。

　　记：你们家现在的收入构成是怎样的？

　　陈：首先，村里有集体企业，有出租厂房，到年终每个村民都有分红，这块儿要看每个村的条件，工厂少的村每人几千元，多的数万元不等；第二块，自己家楼房出租，像我们村比较偏僻，开发时间晚，每户每月也有几千块钱的进账；第三块就是工作，大家由农民变为居民后，政府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有些还能做公务员。总的来说，我们提前进入到小康生活了。

　　记：这不是很好吗？

　　陈：俗话说，当一个人手里的10块钱变成100块钱时，这其中必然饱含着他的智慧和辛劳。但我们没有，钱财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来了，而且还能源源不断地来，我们不用付出任何努力。

　　在你拥有钱财时，就不会在乎低薪工作

　　记：这其中又有什么问题呢？

　　陈：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请教过教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原住民？我现在可以初步分析，那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倒挂，我们在一夜之间变得衣食无忧，变成了暴发户，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精神却还停留在原来的层面，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追求什么。我一直认为，我们是失去锄头的农民。

　　记：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原住民不愿意上流水线了。

　　陈：6年前，我第一次进现在这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我仅仅做了半天，就向老板提出要辞职。因为这么辛苦才拿这点工资，我觉得划不来。

　　记：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走。

　　陈：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工厂老板知道我要辞职时，当场呵斥我：“难道你们原住民就只能收租金，不能做事吗？”老板的那句话给我很大震撼，我一气之下就留了下来，从流水线工人做起，整整6年才到现在厂长的位置。我现在懂ISO管理流程，知道如何运作企业和管理工人，这些都是我谋划将来的资本。

　　记：但并不是所有原住民都像你这样，能够沉下心来。

　　陈：(痛苦地抚头)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很痛苦，我必须承认，有一些原住民是不愿意进工厂工作，也不愿意去学习本领。但将心比心地来说，在你已经拥有钱财的时候，街道办派你去工厂做一份工作，每个月给你1000来块钱，你会在乎这份工作吗？这时，金钱往往无法成为推动原住民前进的动力。

　　记：但人们就是羡慕你们如此轻松地获得钱财。

　　陈：用不着羡慕我们，我经常和本地乡亲聊天，你别看他们平时开着车到处兜风挺潇洒的，其实许多原住民内心都有自己的痛苦，作为一个人，不劳动就肯定会是痛苦的。

　　记：你如何看待原住民和外来人的对立情绪？

　　陈：坦白说，外地人对我们原住民是有偏见的，他们习惯带着有色眼镜称我们为“食利族”。但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招谁惹谁，这能怪我们吗？国家征用了我们的土地，由于深圳特殊的地位，才将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记：你觉得外地人与原住民的矛盾是怎么尖锐起来的呢？

　　陈：资产分配的不均衡。我们原住民挖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用土地换取补偿金，然后又盖出租屋。而租这些房子的，恰恰又是外地人，他们要拿出自己1／4甚至更多的薪水给本地人。这种不满的情绪年复一年地积累，两个族群有如此深的矛盾就不足为怪了。

　　本地人应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到社会中

　　记：其实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对原住民也不是什么好事。

　　陈：现在我们本地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不惜金钱也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非常好的学校去读书。

　　记：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陈：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身上可以看到，只有学到知识才能出头，才能证明自己。

　　记：回到最开始的话题，你觉得政府应该如何引导本地人就业呢？

　　陈：要把原住民推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政府和社会肯定不能缺位。我有一套不成型的想法。首先，本地人的思想应该改变，街道办可以安排一些培训，提高本地人的综合素质；第二，政府应该与企业进行沟通，在征得企业认可后，再安排本地人进工厂工作，但绝对不能让本地人直接做厂长，而是应该让他们先做一些文员之类的工作，然后靠他们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自己的位置；而在此期间，街道办和社区一定要确实负起监督的职责，确保这些本地人是处于工作状态，要让他们对得起老板给的那份工钱。

　　记：你期待中两个族群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陈：我十分讨厌这种现状，整个社会被分成两个群体，两个对立的群体。我觉得本地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到社会之中，我希望到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大家都是深圳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梁永建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