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阶层贴上“超生新贵”标签

　　就在大中城市青年群体中开始流行丁克家庭，为发展事业、为减轻压力、为自由自在推迟甚至放弃生子的时代，中国富人阶层中已经悄然兴起了一股“超生新贵”的潮流。这群矗立于金字塔尖的群体，拥有高学历并且多金，更关键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再是受“单位”控制的自由人，有的甚至还怀揣着境外“绿卡”，生活成本问题自然不消考虑，加之房地产商品化的自由买卖，很多新富可以在他喜欢的任何城市购房居住，流动性的增强，让更多富人和名人似乎大有势头取代过去农村的穷人，成为“超生游击队”的主角。“要想富少生

　　一些拥有外籍身份的成功人士选择生两个以上的孩子逐渐成为国内新富所追崇的一种潮流。

　　一位被评为全球商界50位女强人之一的CEO就已经有两个孩子。和她有同样理想和外籍身份的人士如今在富人阶层中也越来越普遍。

　　其中也不乏一些演艺圈的知名人士。他们要么选择同境外人士结婚，就此获得“绿卡”，合法生育多胎；再或者前往某发达国家生育，令一个又一个孩子自动获得出生地国籍。

　　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导致计划生育政策遇到新的难题，成为有关部门的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富人的超生特权必然会对普通人的心理产生冲击，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

　　许静，今年刚刚28岁，居住在北京大山子附近的一个富人区。天气暖和的时候，小区里时常会看见她的身影，手中抱着自己刚9个月的孩子，身后是一个阿姨牵着3岁的小女孩，有时候大一点的小女孩会嫉妒地跑上前来，央求妈妈也像对妹妹一样抱抱，这个时候，许静会蹲下来，和她的大女儿轻言细说，安慰她说妹妹还小……这个小区和许静这样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还有3个孩子。

　　在这样一个富人区，邻居们都已习惯女人们在家生孩子当全职太太，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这样结构的家庭成员在小区里散步游玩。

　　理所当然的前提是她们的老公在如战场一般的商界搏杀，不过，这些男人们可不是一般的小职员，他们有的是老板，有的是股东、再或者是从国外来的风险投资商，作为家庭惟一经济支柱的丈夫们至少都已事业小成，有殷实的家底，借用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的一句话，光是在这样的小区购买一套住宅最少也需要花上一百万，还不用说这些人一家养好几辆名牌跑车和其他方面的开销。

　　25岁的时候，许静就已经当上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老公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在生下第一个女儿后不久，他们又萌生出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许静早就听小区里的邻居说过，到时候只要多交一笔社会抚养费。况且她觉得，培养一个孩子独立成长多少会有些孤单，在她还小的时候，就是和姐姐、弟弟一起长大的，回忆起三人的成长经历更有乐趣。因此，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她对老公说：“过几年我们可以再要一个。”其实，她很明白老公和家人的想法，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缺，惟一的就是想多要几个孙子，可以传承家业，让家族更兴旺。

　　据了解，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江亦曼就曾专门对此作过公开解释，超计划生育的公民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外，单位、社会不会对其进行额外制裁。这笔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但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一对夫妇也可以生两个孩子。比如，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还有一些在高海拔地方和特殊工种工作的人等等，国家都给予了可以酌情生育第二胎的政策。

　　而且，近年来，相关政策也早已转向鼓励和奖励方向，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国家在养老、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许多方面对其进行奖励。

　　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记者也致电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部门咨询，有关人士表示，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因地而异，它是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当地居民年度平均收益的3至10倍来征收，在沿海地区的额度就可能高于内陆城市。比如去年北京地区超计划外生育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就是15000多块，具体的到底征收几倍是由所在城区的计生部门依据具体情况来认定的。

　　富人生二胎引发争议

　　据中新社报道，官方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为5.7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人，其中符合法定生育计划的“二胎”出生人数为1318人，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四成。如今多生人群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只局限在穷人的群落，在上海、在广州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富人多生正逐渐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使得有人发出“鼓励富人多生育就是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的论点。

　　一位经济学家认为，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生孩子的代价和实际收入，孩子的价格上升，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实际收入上升，对孩子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里，孩子的价格其实可以看作是为生育一个孩子所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其中社会抚养费正在成为近年来的一个主要指向。从以前的以计生罚款为主要手段，到今天以立法形式明确多生育者需要为多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埋单”，从以前的单纯处罚多生，到如今的奖励少生，社会的进步使得讨论生几个孩子在如今已不成为禁忌。在北京，按照当地的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生育成本节节攀升

　　其实，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等各种各样的动机下，富裕阶层或名人往往会多生几个孩子，尤其是坚持一定要儿子。所以，富人超生现象越来越普遍。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限制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富人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节节攀升，最大限度地膨胀了家庭消费，众多家庭在制定二次生育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份昂贵的消费计划。虽然也有人提出，在增加生育支出的同时，理性的家庭势必会压缩其他方面的支出，或许这一点适用于中低收入者，但对高收入阶层来说，额外生育不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富人生二胎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实力的象征。新一轮的超生大军也从农村转入城市。摘编自《燕赵都市报》

　　专家观点

　　社会抚养费应按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张翼

　　目前生育二胎还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少数家庭的多胎选择对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不会造成影响，适时放宽二胎政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高收入家庭的超生行为让人感觉政策不公平，直接造成实际的不和谐。

　　造成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观念滞后以及计划生育监管不力。建议应该将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纯收入倍数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改为按照个人收入比例收取。目前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只对国有企业职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对于那些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员工基本上没有约束作用。

　　富裕阶层生育多胎有失公平

　　《南方都市报》朱四倍

　　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早已为人熟知。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理性“经济人”意识的觉醒，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体或目标群体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到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推进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公平性与公正性。摘编自《燕赵都市报》

　　·名词解释·

　　社会抚养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将被杜绝。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超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外，单位、社会不能对其进行额外制裁。

　　相关报道

　　超生成本对富人阶层失效

　　从成本角度分析，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一般都不愿超生，一方面他们有单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生孩子的成本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有公务员对此曾表示：“现在养小孩越来越贵，上个幼儿园一年就要上万块，更不用说日后越来越高的培养费用。而且再生一个还要交纳社会抚养费，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很难承受。即使国家政策放开，我们也不打算再生。”但很多富裕阶层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交罚款、送孩子出国、提供最优裕的生活环境，他们都有能力承担，压力相对较小。浙江、四川等地曾有人为超生缴纳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社会抚养费。这些钱对于很多资产高达千万元以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不在话下。

　　有专家表示，作为经济杠杆，社会抚养费对于富裕阶层的作用已然失效。在当前的中国，很多人是有生育的愿望的。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计生政策的限制，部分大城市的白领选择生两个孩子的要比生一个孩子的多34.6％。当限制大于实际承受能力时，限制措施可以很好地防止这种愿望转为现实。然而，一旦出现机会导致实际承受能力大于限制条件，超生就不再是禁区。

　　人口研究专家认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对计划外生育的一种处罚。但孩子是无罪的，一旦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计划外生育的出现，只能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来弥补社会成本。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一般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倍缴纳。但这样的规定并非是说交了钱就可以生育，也绝不是为富人提供超生的机会，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专家提出，虽然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却破坏了社会的整体公正，加大了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的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摘编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