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集粹：“TMD”、“SEX”是什么意思？

　　人民日报社论

　　现代快报：“TMD”、“SEX”是什么意思？

　　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宽容的。现在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宽容是和谐的基础。车牌号的选择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对此，主流文化自然会对它产生规范作用。我敢说，即使完

　　大众日报：发放扑克牌通缉令，不妥

　　众所皆知，美军发布扑克牌通缉令是服从于战时状态这个特定背景的，它可能有一定“战时合理性”，却显然缺乏成为法理意义上的标本范例的可能。另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判断，任何人在法院判决之前不认定其有罪，也就是说，通缉令的针对对象，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而即便是被法律判定有罪，其也依法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名誉权，这是不容含糊和僭越的。因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中规定：通缉令、悬赏通告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媒体发布。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通缉发布方式是有着严肃、缜密的执行原则和相对固定的形式载体的，试想，若是代表国家公权和司法威严的通缉令可以被人为地“个性化”、“形象化”，通俗化甚至是“卡通化“，国之公器、法之公德的理性与价值要义何在？

　　检察日报：向痛斥“嘴巴腐败”的市委书记进一言

　　市委书记冲冠一怒，效果立竿见影——６条“公款吃喝禁令”立马出台。不管这次激动人心的“痛斥”，以及由此出台的６条“禁令”能否真正堵住“嘴巴上的腐败”，至少已让一方百姓看到了党政机关围堵公款吃喝的决心。但笔者忧虑的是，公款吃喝之风在不少地方已经积重难返，仅靠“痛斥”和由此随机产生的“禁令”恐怕很难将其刹住。为让武汉市的６条“禁令”起到更好的效果，笔者想就个人的一点看法为苗书记进上一言。

　　工人日报：幽默一些也无妨

　　类似的街头幽默还有不少。比如，同样是交通警示，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述———在意大利：如果想会见上帝的话，请不要减速！在澳大利亚：此处已伤亡了17人，谁是第18名？在韩国街头交通牌上，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爸爸，我也在过马路……而在我们这儿，大多是“严禁闯红灯”，“骑车带人罚款50”，等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脚步匆匆、逃之夭夭才怪!

　　工人日报：“张保庆的遗憾”让人遗憾

　　“在社会上说”真话，可能会触犯了官场的某些“潜规则”，可能会给讲真话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张保庆刚卸职的时候，有很多公众对他的命运表示关心。如果不是因为他敢讲真话，还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他吗？张保庆自己有诗云：“最坏无非芹与薯，不是落魄是国忧”。我希望那些潜在的“张保庆们”，有了真话，在社会上但讲无妨，如此才能免于像张保庆那样，退休之后才感到遗憾。

　　解放日报：广场总是修在政府门前？

　　笔者以为，在城市广场的建设中，应该树立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城建思想，真正体现广场作为公众中心“场所”的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在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公众参与，对公众意见进行全面审议和合理反馈，以此来确保城市广场在使用上的公共性，建设真正的宜居城市、和谐城市。

　　大众日报：“集体决定”缘何变成集体犯罪

　　还有如何监督管理“集体决定”的主持人，不让违法违纪的“议案”提到“集体决定”冠冕堂皇的桌面上，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下更大的功夫，努力减少像这个案件中的由“集体研究决定”而违法的情况发生，真正发扬“集体研究决定”原则所包含的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中青报：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用在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无尽的大国责任

　　从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一篇演讲开始，中国在美国人那里背负起了一种没有止境的“大国责任”，而且一步一步为这种责任承担成本。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当时就引发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和解读，现在看起来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美国人正在以这篇演讲提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中美之间的协商关系也由此展开。

　　中国经济时报：从“法官收入不如农民”所想到的

　　“地方财政拨款的多少就直接影响到法院的正常运转”和“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任免，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地方控制之下，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的现状是必须改变的。从法律的神圣性、司法的公平公正要求以及运行的内在要求上看，司法比其它任何行业、职业都需要强调统一，包括统一原则、统一程序、统一标准，仅仅从法官门槛、综合素质上看，也亟待统一。而要实现上述统一，首先是人事权、财权的上收。中国之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地方政府施政水平不一，很多方面的差别都是客观的、可以理解，解决起来也是需要耗费时日的，而司法则不能。一个最基层最偏远的法院的法官，断的同样可能是人命官司，而所有中国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对司法公正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正义网：“我让你明天脱警服”的背后有什么“关系”？

　　酒后禁止驾车是大家都知道的规矩，但是，这两个人竟然违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于这条规矩根本就没有遵守意识，为什么没有遵守意识？不是规矩不厉害，也不是规矩宣传不到位，而是规矩的执行人太“灵活”，“规矩”在“关系”面前疲软了，这样的事情不仅表现在交通事故上，还表现在我们现实中许多部门中，“关系”的蛮横霸道，“规矩”的软弱无力是导致许多不良现象孳生的根源。这是一种让人痛恨的关系怪胎。

　　国际在线：到底什么干部有资格坐专车？

　　在“透明国际”公布的廉洁榜上排名第一的芬兰，全国只有5个人公务专车：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他们对付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招数也无非是政府机关公布官员用车信息、媒体查询曝光、公民举报等“常规武器”，但由于制度执行到位，“5辆专车”一直未有膨胀的迹象。相形之下，我国的公车治理改革进行了11年，各项制度规范都已形成了规模，但公车总数一路膨胀到350多万辆，给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造成极大负担，且各类“车轮腐败”愈演愈烈。纠其根源，制度得不到忠实的执行，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

　　东方网：明年“春晚”请韩星？“大长今”是哪路神仙？

　　央视在花谁的钱？这个问题有点儿空泛和复杂，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还有点儿唐突和无礼。但是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春晚请谁不请谁很重要。央视的钱无非三大来源，一是政府的钱即纳税人的钱，重点工程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广告费。三是短信等合作开发和延伸产品的收益，这两部分基本上都来自“眼球经济”，说白了就是公众的钱。那么，靠公众眼球养活的央视，为什么不就春晚请何方演员的事征求一下公众意见和建议？比如说在网上搞一次调查，或导演和筹备班底分派到各大网站与网友“面对面”，答疑解难，说说路数，也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也可以派出记者拿着话筒到街头巷尾听听观众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