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人曾国寿：有颗行星以他命名

　　人物档案曾国寿，63岁，厦门一中退休返聘生物教师，英特尔杰出教师奖第一名得主；2005年1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将编号为21398的行星命名为“曾国寿”，以表彰其为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30年来,在应试教育的“风车”前,他像堂吉诃德,挥舞长矛不停地搏斗。“我希望，在我的身后，我们大家之中，能走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曾国寿在新生入学仪式上说曾国寿有一个梦想。

　　他将这个梦想写进他在厦门一中新生入学仪式的演讲稿中：“我已经63岁了，拿到一颗星星（21398号小行星—————曾国寿星），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高的高度了，但我希望有超越，在这些学生或下几代的学生中产生更亮的星星，能走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时我也许已经看不到了，然而这有什么关系？”曾国寿告诉记者，梦想即使遥远，但它的确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曾国寿常常会在学生面前“炫耀”一张过了塑的“宝贝卡片”———卡片上有十多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亲笔签名。曾告诉记者，收集这些签名时，他已59岁，但那时他“像一个16岁的追星族，挤在人群中‘抢’签名”。之所以说这些故事，就是要激励学生，向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学习。如今，曾国寿将他的梦想缩小成一个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计划———推广他的教学理念，让更多人去实践，让下一代的孩子不必再被“填鸭”。“无论条件如何，都要给学生创造一个探索的氛围。”———曾国寿无数次推销的理念

　　熟悉曾国寿的人评价：朴实得像一个老农，不喜欢出风头。

　　然而，曾国寿极欢迎媒体采访。采访中他总是主动地问：“还有什么问题，我有时间。”记者很快发现，实际上曾国寿在面对媒体记者时所极力“推销”的东西，都在某种层面上证明：他的梦想，不仅仅是个梦想。

　　他拿学生的成绩来证明，他的努力，正在使学生越来越像个诺贝尔奖得主———“你看看这篇论文，标准的自然科学论文，可以和厦大的研究生比了；你知道吗，这个论文磨了7遍，你看第一稿，没有重点，看起来就像中药药方，现在，他自己摸索，摸出了写文章的道道。”“这是今年高一学生的课题目录，想的问题我都没接触过，瞧，‘转基因食物安全性’、‘各型手机辐射的不同时间长度对黄分虫生长发育的影响’、‘厦门行道树的种类及作用’……这些孩子不需要多少提示，他们有自己想探索的东西。”“就这个学生，前几天拿着这作品去比赛了，自己去的！他自己能做展示版、能准备答辩，该穿什么服装，说什么话他自己都知道，这种本事能让他受用一辈子。”……

　　曾国寿打开自己的电脑：“你们自己挑，需要这里的文件，尽管拷贝走。”文件夹中的文档很多，是曾国寿近几年办讲座、学习班时，辛辛苦苦整出来的作品，他愿意让这些传扬出去，而不在乎版权方面的收益。

　　实际上，曾国寿早已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教育理念，近两年的出名，给了他更多的机会。2003年5月，曾获得“杰出教师奖”第一名时，他获得2万美元奖金，他将这2万美元变成了40多场交流会或讲座会的经费，这些讲座甚至开到了湖南老区和农村中学。

　　讲座中，他不断推销这样的理念：无论条件如何，给学生创造一个探索的氛围都是可行的。他举例说，哪怕什么都没有，只要孩子们翻开砖头，抓几只虫子，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科学探索。曾说：“只要有可能做到，我就会向外介绍我的经验，虽然高考（制度）那样，但是我这样做是会‘工夫不负有心人’的，只不过我们需要辛辛苦苦慢慢去做。”所以，无论是讲座还是面对媒体，曾都十分珍惜，他将此看作是争取支持者的良机。“曾老师用最‘笨’的方法培养我们的创新精神。”———曾国寿的学生说“初中生，就像刚刚褪去绒毛的小鸡，很顽皮，很好奇，探索一切，不要用‘灌’的方式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不要抹杀他们的灵性，应该让他们自己去体验这其中的快乐……”

　　在这方面，曾国寿总是不厌其烦地列举着他的案例：———有个叫尤智勇的孩子，当时还是个初中生，他偷看我做实验，一看就是一下午，我就找他来一起做实验，我发现他昆虫画得非常好。这个孩子没多久后，成为第一个在福建发现“根土蝽”（一种珍稀昆虫）的人。———叶昀莹，今年考上清华。高中时自己研究螺旋藻，逻辑很混乱。但她很用心，现在文章写得极漂亮，比我们当老师的还严谨：她发现我们的实验的一部分（有毒介质操作），国际竞赛规则规定不能由未成年人来完成，多亏了她，不然我们到国外比赛的机会都没有。———海滩昆虫调查工程，这是个艰苦的调查，一帮学生一年四季都得去，得赶在退潮时，徒步走，考察每一块石头，得到昆虫的种类、分布状况、怎样觅食。这种徒步调查非常累，学生们这样做，没人逼，不叫苦，只因为他们兴趣……“我们这个题做了一年多，论文改了7遍，每一次他只是点拨，从不教我们具体怎么改。”“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曾老师没有回答我们，而是告诉我们，哪里可能找到资料，去找哪个教授能寻求答案，到哪里可以找到完成这部分实验的设备。”

　　曾国寿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拥有“敢于怀疑，勤问问题，以及在研究中培养创新精神”，他称这些为“科学素养”，是一个真正人才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记者摘录一段他讲座的讲稿，一段教育经历“流水账”式描述———“1990年，手拿棍棒，脚踏过膝的海泥，像母鸡带领小鸡一样，带领学生一步一步地在二十多公里的红树林内行走，考察生态环境；1997年，坂头水库植被调查，以身作则，不畏蛇虫，深入深山老林，让学生体验科学的艰难，树立保护植被与水资源的意识；独身上西菇岭踏勘，了解蝶类资源。”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引导学生去寻找知识、探索科学奥秘，让学生在科学实践中培养能力和创新精神，其中厦门文昌鱼资源的保护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988年学生步履艰难发现黄厝海区文昌鱼新的栖息地，建立文昌鱼保护区，一直到2003年文昌鱼的遗传多样性、同工酶的研究和人工养殖文昌鱼……“面对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他则像一个孤独的斗士。”———曾国寿的同事这样评价“假如我能倒退20年出生，能多做些事，那就更好……”在演讲时，他动情地对台下的人说。

　　面对记者，曾国寿干脆说，他岂止想向天借20年，他想的是，一直干下去，看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变化。“我希望将来，当我们之中产生一个天才、一个可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时，他不会因为体制而被埋没，而是在最宽松的环境中自主地走上自己探索科学的制高点。”

　　他希望将来，评判学生的标准不再是简单的成绩，而是他所提倡的“三大标准”：一是勇于质疑，总能问出为什么并愿意去探索；二是善于学习，永远不满足于学到的；三是独立思考，而非等人灌输，给现成的。———“改变不了现实，他就寻求平衡的方法。”尽管曾国寿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国际的承认，许多国家表示要“拷贝和推广”他的育人模式，但在国内，他则像一个孤独的斗士。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有学生家长反对曾国寿的教学方式，只要孩子稍迟一些回家，电话就打进了实验室。曾国寿会想着帮学生度身订做科研计划，以求升学和探索两不误，保住一个热爱探索的学生。他坚持认为，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角力中，他，他的接班人，他的学生，他的认同者，都是前者力量的一部分。（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