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新华社有两条关注农民的新闻，一条说，在西部一些地区为了完成城镇化人口指标，将大量农民的户口转为居民户口，但这些“新居民”既享受不了国家的惠农政策，又享受不了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他们强烈要求“非”转“农”。另一条说，在黑龙江省青冈县建设乡双富村，２００１年上边下拨扶贫款时，乡里竟派人到村里告诉农民，想当贫困户得花钱，否则别想得到扶贫款，而花了钱买到“指标”的农户却至今不知扶贫款去向。
农民还是原来的农民，被镇政府改换成一个“居民”的称呼后，虽然还是要以种田务农为生，却无法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不过，官员们所需要的政绩数字直线上升了，政府的“城镇化”指标已经圆满完成。贫困户不是根据贫困程度而定，而是要花钱才能买到“指标”，基层政府及官员既赚了贫困户的“指标款”，又想方设法挪用了上级拨下来的扶贫款，两头兼得，欺上瞒下到了极至。
“公仆”是一些官员时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不管他们当“仆人”的诚意如何，但政府和官员确实是应该为老百姓服务的，否则，老百姓花费高额的税赋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如此众多的人员有何意义？可是，上述两件怪事说明，在某些官员的头脑深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老百姓则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前者，农民是一种用来“充数”的“人头”，为了达到升官所需要的数据，官员大笔一挥，农民成了“居民”，至于既非农民又非居民所造成的尴尬，只有这些“人头”自己承受。后者，贫困户是一种蕴藏着高额利润的“指标商品”，官员们向下倒卖“指标”赚钱，向上利用“指标”骗钱。如此“扶贫”，贫者当然只会越来越贫。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官员的角色错位和权力异化，造就基层政权的乱相，同时也凸现相关部门的管理严重滞后和僵化。为什么农民的称谓一改换就算“城镇化”了？为什么上级部门只管拨付扶贫款却管不住其真实的用处？对于这些，为什么本应该是主人的群众却没有发言权？基层政权不能反映普通民众的呼声和疾苦，没有履行一个政权所必须行使的公共职能，官员们借政府管理之名，行鱼肉百姓之实，如此状况如不能及时改善，将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