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罪魁祸首？

　　在最近5年内，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3岁。近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北京论坛“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分论坛透露了此消息。他说，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北京晨报》11月17日）

　　卡尔·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

　　提到过劳死，就不能不提到日本。“过劳死”一词不但源于日本，而且也是日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战后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然而，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人有“经济动物”之称，这个词的隐喻远远深刻于它的表面意义。如果说在日本，过劳死是国际竞争、企业生存竞争转嫁给劳动者的结果，是资本在人身上的具体异化。那么，谁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罪魁祸首呢？

　　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加压、知识分子的健康意识淡薄，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在中国的高校，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和研究出特定数量的成果，往往与教师的基本待遇挂钩。于是，做学术、写论文，就像一场冲刺，必须在四十岁前评上教授，必须在一年论发表多少多少篇“EI”,必须在一年内写多少本专著，这一切，最后都促使知识分子进行永无尽头的科研、毫无节制的写作和丧失理智的思索。

　　若要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那么，那些过劳死了、或者即将过劳死的和正在过劳的知识分子，他们则是“论文动物”、“科研动物”。他们被科研论文异化着，被违背科学规律的学术制度异化着。面对体制的大环境，知识分子就像一只小鸡，生不出蛋，免不了“杀鸡取卵”的命运。然而，更令人悲哀的是，“杀鸡取卵”式的学术制度，也使现在的论文、科研质量每况愈下。他们过劳死了，却并没有“重于泰山”。

　　高校、研究所等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虽然这些用人单位没有要求知识分子延长劳动时间，但实际上，为了在特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8小时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变相的延长劳动时间。用人单位变相强迫劳动者超负荷劳动，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过劳死，在法律上，理应属于劳动法中的“工伤事故”。知识分子的过劳死，如果说罪魁祸首是现行的“学术框框”，那么那些用人单位，则无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