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评书评]书评应提倡公平、独立、新鲜、超脱

　　出版人评说中国书评现状

　　上海季风书园总经理 严搏非

　　对《书评周刊》来说，当你面对每年20多万种新书时，你将会建构一个什么样的阅读世界？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地、反复追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书评周刊》应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立场，这个“建构”，应当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出来，哪怕它是错的。从技术上说，要建构一个有市场权威的阅读世界，目前的16个版也许至少要乘以4，或者更多，这样才能有起码的分类；要有专栏作家制度；要建立真正权威的排行榜……我知道，这里的每一点都不容易，但不穿越这些临界点，就难有大气象。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助理 赵武平

　　萧乾毕业论文写“书评研究”，以之换得燕京新闻系文凭，继而进大公报编副刊倡导书评，其实这也是当年“梦想很多的小伙子”自豪的资本之一。他自己确曾“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他希望自己追求的某种传统能够延续：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他说：“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来评。”但他也承认，半个多世纪之后，书评并没有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呼唤的职业书评家也最终没有诞生。

　　上海季风书园总经理严搏非 穿越书评的临界点

　　《书评周刊》100期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两三岁了，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经不那么脆弱，不容易夭折了，值得祝贺。

　　国内媒体现在辟有书评版、阅读版的很多，我没做过统计，但几百种总有，也许甚至有上千种，但能独立成章的几乎没有。曾经有过几份媒体，在不同的时期多少显露了一些要成为独立书评媒体的雄心，但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直到今天，国内仍找不出一份市场权威和文化号召力兼存的书评媒体。我相信有许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若能百折不挠地面对挫折和压力，坚持最初的理想和雄心，也许能有比现在好一些的格局。

　　《新京报》有南方报业的才气，有实践新闻理想的传统，希望能不改初衷地坚持当初的雄心，做负责任的媒体，一直走下去。

　　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媒体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媒体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就是怎么样的。这意味着，媒体如何来描述世界，不仅能影响人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能决定这个世界，然而你们所描述的世界其实是被你们的观念建构出来的，于是对媒体而言，问题就变为你将基于一些什么样的立场来建构这个世界？

　　对《书评周刊》来说，当你面对每年20多万种新书时，你将会建构一个什么样的阅读世界？

　　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地、反复追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书评周刊》应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立场，这个“建构”，应当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出来，哪怕它是错的。

　　遗憾的是，即使如我这样有心的读者，也还不能“清晰”地分辨你们的结构。

　　从技术上说，要建构一个有市场权威的阅读世界，目前的16个版也许至少要乘以4，或者更多，这样才能有起码的分类；要有专栏作家制度；要建立真正权威的排行榜……我知道，这里的每一点都不容易，但不穿越这些临界点，就难有大气象。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有篇文章，叫“有什么样的副刊，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讲的是《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化副刊，这份副刊以它的品格和立场，造就了四十万终身订阅的高质量的读者群。

　　出版人李湃 我们需要书评中的批评

　　很多词语我们经常说，但是，要作名词解释的时候却突然会哑口。比如，批评。

　　为此，我不得不去找书引经据典。当翻开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我绝望了。这位老兄从希腊语一直考证到德语和英语，从亚理士多德一直考证到圣伯夫、艾略特，列出了几乎所有的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批评概念。

　　最后，这次辛苦的学术考证的短途旅行在韦勒克的“词语由个人赋予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的哀叹中结束了。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批评几乎等同于反对。因此，对很多做出版的人来说，批评（反对）就犹如洪水猛兽。他们往往抱着精英文化的信念，怀着对待手工艺品般的感情珍视自己的出版物。一旦听到批评（反对）的声音，就觉得颜面尽失，立刻要找一块阵地进行反击。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下，哪怕是一个标点的错误和一个异体字的使用，也都被看成是作者精心的选择和时代写作的进步。

　　还有一些出版物，自从摆上书店的那一刻起，就在等待着批评（反对）。

　　公开宣扬“没有骂就没有卖”的人也不在少数。在面对一个年出版18万种图书的市场，被遗忘成了很多出版者的恐惧之一。

　　有人批评（反对），就意味着一颗石子扔进了池塘，总算是漾开了一池死水。然后，读者看见了；然后，读者买书了；然后，图书盈利了……

　　这两年来，“书评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概念渐渐成型。这个群体的人多了，但批评（反对）的声音少了。体面一点的说法，版面就这么点大，要珍惜有限空间和机会向读者推荐图书；实在一点的说法，发一个批评（反对）文章，说不定会惹来什么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曾有人说过，中国人的哲学观可以用圆形来概括，这里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批评（反对）就这样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道理。

　　去年在《新京报》上读到过一篇《清醒纪》的书评，整篇下来没看明白文章作者想说些什么，有些朦胧，有些自话自说。

　　而最近读到《新京报》上《海外作家批评》专题中郜元宝关于哈金的文章，却让人眼前一片清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年来读到的难得一见的对哈金冷静而细致的评论。对哈金的批评（反对）放在了一个中国作家群的经度和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纬度中，准确清晰。

　　所以，当作者用“平淡无奇”来总结哈金时，我会鼓掌。

　　请来听听郜元宝的这一段文章结尾：“但听说他（哈金）以后准备少写中国，开始写美国。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倘是真的，我的预言只好提前落空了。”他摆了作为一个批评者应有的姿态：预言。预言的身后是对过去雄辩的终结，面对的却是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的未来，当然也包括巨大的风险。

　　至此，我终于可以这样去描绘期待中的批评：批评无关脸面，它只是为了某种价值；批评不应该对商业投怀送抱，如果不幸为商业所选，请把它看成是一次事故；批评不是为了简单的统一，它的责任在于追求前行；批评不是为了展示勇气，而是有勇气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批评不是反对，它只是一面镜子展示了另一幅风景；批评不是终点，每一次批评都是一次新的出发。

　　批评是一件未来的事。

　　出版人赵武平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期待的

　　咖啡馆里的笑谈，常常真伪难辨。比如前两天，听说小有名气的某北来新派书评家，要找跑图书新闻的报人，在上海滩做一宗似乎很有创意的买卖：套购出版社赠书，廉价贩给贪便宜的读者。

　　听来真是恍若隔世，以为“人间喜剧”的角色还魂了———戏院经理要我在报上帮点小忙，送我戏票，出版商送我新书，要我写评论；我就靠出卖戏票和赠书过活。换句话说，等斐诺的欲望满足了，我可以拿各行各业的货色做交易，写的文章是捧是骂，全听斐诺指挥。驱风药水，女苏丹油膏，护发油，巴西混合膏，都肯出二三十法郎买一篇替它们吹捧的稿子。

　　书店送的书少了，我便盯着书店老板汪汪大叫，因为报馆要两份，归斐诺出卖；我还要两份。要是出了一部好作品，舍不得送书的老板就得挨骂。这当然卑鄙，可是我靠此活命，像多少人一样！有什么规模大一些的出版计划，出版商便送钱给我，怕我攻击。

　　因此我的进款跟出版物的说明书有关。说明书大批出现，黄金就潮水般滚进我腰包，我便请客作乐。

　　因为不关自己利害，究竟新生的交易前景怎样，就没人往心里去了。只是有人由此想到沈从文，提起了他的一句牢骚话：“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没谁不向往所谓”公平、独立、新鲜、超脱“的书评，那是发自有见识和自尊的书评家心底的真言。

　　寄住在复兴门的那年，去过不远处的木樨地萧乾寓所。弥勒佛似的老人，永远笑眯眯的，重说旧事的时候尤其得意。

　　毕业论文写“书评研究”，以之换得燕京新闻系文凭，继而进大公报编副刊倡导书评，其实这也是当年“梦想很多的小伙子”自豪的资本之一。他自己确曾“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他希望自己追求的某种传统能够延续：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

　　他说：“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来评。”但他也承认，半个多世纪之后，书评并没有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呼唤的职业书评家也最终没有诞生。

　　几年后我开始模仿着，尝试写类似书评的文字。心里装着沈从文、朱光潜，还有萧乾说过的话，我相信向往理想书评，认同职业书评人价值的新世代，从来都不会缺少后继者，尽管巴尔扎克嘲弄的书贩评论家也会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