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仇官”是假　仇腐是真！

　　11月16日，原甘肃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甘肃省记者协会主席石星光在家被杀身亡。11月17日的《人民网》上刊登了杨涛先生的文章评论文章《“仇官”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病》。文章说，“网上却有相当多的人因为死者的官员身份，从而叫好，丝毫不见同情心，这种反常的现象，让我们感到社会存在一种‘仇官’的病态”。

　　对于杨涛先生“社会存在一种‘仇官’的病态”的判断，笔者深感震惊。假如说，

　　我们承认，面对近年来一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的新闻，确实有一些人无情地“叫好”。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兔死狐悲，动物尚且如此，身为万物之灵的人面对同样是人的官员的死亡，为什么会无情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无情的“叫好”声直接源于人们对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无端猜疑。我们不妨以“官员自杀”现象为例。近年来，不断有官员自杀的新闻见诸报端。今年媒体广泛报道的自杀官员就有河南新郑市长、甘肃泾川县长、安徽蚌埠市统计局长等。许多人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与腐败有关。而事实又往往无情地证实了人们的猜测。确实，自杀官员大部分涉及腐败——已经被审查或者自知难逃被审判的命运。如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死后，江西省纪委的结论就是“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但是，也有的官员之死的结论是因病自杀，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长死后，当地公安部门的调查结论是“因精神焦虑症而自杀”。可是，不管官方结论如何，人们总是难免官员自杀与腐败联系起来，甚至怀疑那些“因病自杀”的官方结论。这恐怕不单是一个人们不信任有关政府部门的结论的问题，也不单是一个人们“无情”的问题。

　　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香港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角度阐释张之琛自杀的原因，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情怀。可是，为什么在大陆内地，人们对官员自杀却首先想到的是与腐败有关呢？其中固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人们关注点不同的背后，更反映了内地人们对官员道德形象的普遍怀疑。用邵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在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只要官员有动静，不管他是辞职、调任还是自杀，怀疑官员腐败几乎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

　　同样，那些对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无情的“叫好”声的背后，也普遍存在着对人们官员道德形象的普遍怀疑。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对官员道德形象的普遍怀疑，直接催生了对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无情的“叫好”声。而人们对官员道德形象的普遍怀疑，直接来源于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残酷现实！那些清廉官员的非常死亡得不到起码的同情，遭受的是池鱼之灾。在这样的意义上，官场的严重腐败现象就是一棵毒树，对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无情的“叫好”声不过是这棵毒树上的毒果而已。

　　应该说，和普通人一样，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一些人因为死者的官员身份，从而叫好，丝毫不见同情心，确属反常现象，然而由此得出“社会存在一种‘仇官’的病态”就言之过重了。所谓的“仇官”现象不过是必表象，“仇腐”才是本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有当官员腐败成为社会的特例，只有官员恢复了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时，人们才会正视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才会象对待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那样，以悲悯的情怀对待官员的自杀。